再聊聊书院其他学生对我的看法。首先是在私塾时期就与我天天一同玩耍的那些同学，他们对我极为了解，深知我丝毫没有少东家的架子。但不得不承认，儿时的我相较于书院的其他孩子，必然存在一些优越感，这主要源于母亲和何姨为了让我不沾染上所谓的市井习气，让我远离村里穷人家的孩子而给我灌输的“阶层论”，再加上我亲身所感受到的“不平等”。

举个例子，在城里人人都会称呼一声“二爷”的管家张富强，虽是我家管家，却是我家的三朝元老。而且我父亲和伯父把他当作亲人，以至于他在城里甚至奉天都被视作“爷”，就连辽阳城里某位老板和另一位老板产生纠纷时，往往都会请张富强来“评理”，足见其在辽阳府的影响力。但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对我的照顾比对他自己的孩子还要好。我刚学会走路时，每次跌倒都会让他惊出一身冷汗。后来我上学堂，上马车颇为艰难，因年龄小，自己爬上去很不容易，每次张富强都会帮我，可他不是抱我上去，而是趴下让我踩着他的背上去，而我也习惯了这种方式，或许这就是身为三代管家所谓的“忠”吧，这便是我亲身经历的“不平等”。连老管家都如此，我家的其他杂役、丫鬟等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有优越感也在所难免。直到后来，我的作风独断、任性，都与此有关。但与他人不同的是，我深知这些都是所谓的糟粕，不仅要拒绝，还要改变！所以我和书院的那些孩子一起玩耍时，没什么架子，但我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我想当而且必须当孩子王，就算是比我年龄大的，我也要凌驾于他们之上。因为我性格毕竟好相处，又能够把这种优越感隐藏起来，所以在之前私塾时期的那些孩子当中，我很受欢迎。

我虽年幼但头脑聪慧，常常能想出其他孩子想不到的游戏。比如书院后面有一片山，我会带领小伙伴们假扮土匪，每人手持一块木板当作刀枪，在道路两侧的山上藏匿。当时奉天匪患极为严重，借这个游戏顺便给大家讲讲当时土匪的情况。当时奉天各地皆有巨匪，其中不少后来被招安成为官家，甚至有人做到了后来的国家元首，由此可见当时奉天的匪患何等严峻，走山路的客商无不提心吊胆。像辽阳县这种多为山区的地方，情况尤为糟糕。我家书院向南 45 里处，有个叫下达河的地方，那里山林繁茂，藏着一伙土匪，约有一百多人，匪首匪号叫“三胖子”，据说是匪二代，年龄与我父亲相仿，却已有十余年匪龄。据说他父亲原是这伙土匪的首领，后来在与辽南一伙土匪火拼时丧生。三胖子年轻却敢想敢为，具备土匪的所有“优良特质”，顺理成章地接替父亲，成为这伙土匪的头目。而打死三胖子父亲的那伙土匪的首领叫冯德麟，当时号称奉天“南天王”，其势力范围从海城延伸至辽阳县南部。那时还没有鞍山这一行政单位，辽阳县与海城接壤。这位冯德麟是海城人，年龄比我父亲大六岁，比三胖子大七八岁，在当时的土匪中算得上青年才俊。由于他手下土匪众多，比三胖子的下达河这伙柳子规模大得多，且据说冯德麟专挑大买卖下手，因而迅速发家，从起初的十几人，短短几年便发展到二三百人，而且装备精良。听闻冯德麟为方便行事且避免被官府剿灭，在俄国和日本人那里斥巨资购置大量军火来武装这伙土匪，据说他的手下清一色配备盒子炮和德国大镜面，正因如此，其匪伙发展迅猛。

这里插一句，奉天乃至整个东北匪患猖獗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量关内人闯关东来到东北后，奉天的官府依旧沿用“禁关令”废除前的治安力量。据统计，清朝于 1860 年正式废除“禁关令”时，奉天人口 257 万，然而到民国成立的 1912 年，奉天人口已增至 1411 万，人口竟翻了 12 倍之多，平均每年新增人口达 22 万多。但此时的大清内忧外患，直至 1907 年大清才在东北废除军府制，设立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并建立东三省总督制，此时大清才在东北构建起正式且有效的治安力量。而此时的奉天，治安力量与“禁关令”废除前相比，虽有增加但十分有限，完全无力为新增至千万人口的奉天建立起有效的治安体系。并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奉天仅有的防务力量还被日本人歼灭大半，当时的朝廷摇摇欲坠，更无能力和资金支撑奉天的防务和治安，致使奉天的防务和治安力量只能勉强维持城市及周边的治安，对于山区和农村则无暇顾及，从而导致土匪猖獗。后来无奈之下，地方乡绅纷纷出资组建保险队来保卫村庄，效果不错，但并非保险队有多厉害，而是收了钱的这些保险队大多与当地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的土匪直接干起了保险队的活儿。哪个村庄给钱他们就不抢，还会予以保护，不让其他土匪来抢，因为他们有武器有人手，再加上土匪之间也有往来，在各种“人情世故”、武力威胁以及利益分配下，保险队的出现让奉天的治安出人意料地有所好转，但百姓们还是付出了本不该他们承担的费用，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百姓更加贫困。

然而并非所有百姓都买了“保险”，而且土匪终究是土匪，他们会挑较远的村庄抢掠。再说保险队这种形式说白了就是土匪收保护费，他们凭借手中的武器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