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课程与大多学生相同，上午仅上与科举相关的“国学课”和“地史课”，一名教师便已足够。我的课程从辰时 5 刻到达书院，准备一刻钟后，于辰时 6 刻（约早上八点半）正式开课。这与之前在私塾上课颇为相似，都是跟着先生诵读一些儒家经典。所不同的是，之前在私塾要上一个半时辰即三个小时的课，然后在教师监督下自己朗读半个时辰即一个小时。但在书院则改为跟先生读初级儒家经典一个时辰即两个小时，接着跟先生学习半个时辰即一个小时的初级历史和地理知识，随后再在先生监督下自己朗读半个时辰即一个小时。虽说文史不分家，科举教育也离不开读史书，但我家书院开设的“地史课”将地理和历史单独讲解，尤其是地理，这对我日后带部队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内容皆由同一名教师完成。上午的课在午时 6 刻（12 点半）准时结束，这与私塾不同。之前在我家私塾读书，此时已结束一天课程，而改为书院后，此时仅是上午课程结束。休息半小时后去餐厅用餐，因我正在长身体，大厨会特意为我准备一桌饭菜，但没有用餐标准，每次的菜品和数量都有所不同。父亲安排我在总务厅的餐厅吃饭，但总务厅的人特别忙碌，用餐时间不定，所以通常那个餐厅只有我和管家张富强两人用餐。虽没有特定标准，但餐厅的人知晓我的身份，所以每次都会为我和管家准备四到六个菜，还有一碗汤、两碟糕点，荤素搭配，饭菜可口，我甚是满意。书院的其他学生都知晓我在书院的“特殊”待遇，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大家不仅不反感，甚至得知我有时一顿仅吃四菜一汤时还会说我节俭，这便是深入骨髓的“阶级论”观念，我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颠覆这种观念！我的用餐时间仅有两刻钟，未时两刻我便开始下午的课程，这是我最为喜爱的课程，因为下午的课程我能与其他学生一同上，而且都是新设课程。下午一般上两节新设课，全凭我的喜好，想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但我最喜欢的是外语课和格致课，因为有趣，我真心喜欢这两门课，这两门课主要由端木叔侄和李维克先生教授。端木叔侄用那蹩脚的中文为学生们讲课时，甚是有趣，李维克先生“精英海归”的名号也绝非浪得虚名，讲课严谨且有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能唤起学生的兴趣，这使得当时仅有三周岁的我对李先生无比崇拜，崇拜他的知识渊博，更崇拜他高尚的人格，所以李维克先生才是我的启蒙老师，直到如今我依然这么认为。在赴日本之前，我真的未曾见过像李维克知识如此渊博之人，甚至在日本读书时，像李先生这般知识渊博的也极为罕见。而在生活中，李先生也如一盏明灯照亮着我，他对待每一个学生都那般认真，对待每一堂课都那么负责。记得有一次上李先生的外语课，看到他不断咳嗽，但精神却如平日般矍铄，后来才知晓那几日他患了感冒，身体极为不适，但书院缺人，能上这两门课的仅有三人，端木叔侄不时还要回奉天处理生意上的事，只有李维克先生坚守着书院，风雨无阻地来上课，只为这两门课能够天天开课。他是书院的帮办，每天要处理诸多事务，原本他不应亲自授课，只因缺少此方面的人才，他才顶了上去。据说他除了帮办的薪水外，未曾拿过一分关于上课的钱，或许这便是有信仰之人吧。同时，他在生活上也极为节俭，书院餐厅规定帮办可以随时单独开一桌，并且能够随意点自己喜爱的菜，但李先生从未使用过这项权利，多数时候都是与其他教师拼桌吃饭，对于吃住这些他从不挑剔。后来父亲知晓此事，每次吃饭都会叫上李先生，并专门点几个李先生爱吃的菜。虽说李先生也未能摆脱封建的桃色诱惑，有两房姨太太，但据说这二人，一个是他的初恋，一个为了他撕毁婚约，在即将出嫁时离家而去，他是为了不辜负这二位师娘的厚爱和父母之命娶了夫人。在他留学归来在京为官时，有了经济能力才纳了这二位师娘。然而，李先生对这三房夫人一视同仁，没有大小之分，而这三位师娘也合李先生心意，生活极其俭朴，平日都舍不得用胭脂，只有参加重要场合时才会涂脂抹粉。还听闻李先生因被打成“康党”后，失去收入，他曾劝二位师娘离开，毕竟小妾和妻子不同，可以再嫁。当时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李先生，确实是出于为两位师娘生活上的考虑才做出此决定，但二位师娘以死相逼，并以每日一餐来减少家里开支。能获得二位师娘如此厚爱，可见其人品，这样的李先生怎能不被人尊重？就连那些走科举之路从未上过他课的学生对他的评价都极高。所以在后来辛亥辽阳起义之时，他一呼百应，沉重地打击了这个腐朽的王朝，随之也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后文再叙！当时其他不想走科举之路的孩子也非常喜欢这两堂课，通过格致课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就能表明中国人对自然科学不仅不抵触，反而极为热爱，这更能说明科举制度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但父亲交代了，这些新设课程我可随心挑选课程和节数，但唯独对我有要求的是算数课，即便我极其反感这种称不上数学而是算计斤两的课程，但父亲迫使我每上三天学必上一堂算数课，其中缘由至今我也未明了。但凭我的猜测，我父亲当时确实想让我走科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