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我家书院在戊戌年末正式开学，此后一切都逐步走向了正轨。来年 4 月，书院已然走过了近半年的时光。此时，我家书院的报名人数已经多达 180 人。父亲所设立的那些所谓新式学科也都发展得颇为不错。虽说我家书院依旧是以科举教育为主导，但这些新设学科也还算颇受青睐。每一堂课都有固定的学生前来聆听，虽然人数远远比不上那些与科举相关的课程，但只要开课，基本上都是座无虚席。

因为这类课程的教师资源相对有限，所以在上课的前一天会对欲上课的学生进行名单统计，然后根据学生的数量来安排课堂的数量。比如说，前一天有 60 人报名第二天的“格致课”，那么第二天就会依据学生的报名时间，开设三堂“格致课”。由于当时的书院授课方式和现在的学校有着很大的差别，课堂内容除了讲解之外，还包括分组讨论、教师提问等等环节。说白了，当时的授课方式是以学生和教师的大量互动为主，这一点非常类似于西方的授课方式。虽然两者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要寻找共同点的话，也只有这一点较为符合。

所以，在这种需要学生和教师进行大量互动的授课模式下，就不可能像如今这样五六位甚至更多学生同时上课。因此，很多读者可能会好奇，像我家书院如此大的场地，为何只有这么一点学生？这便是答案所在。我家书院中，与科举有关的课程通常是 8 名学生一堂课，“算数”课则为每堂 10 名学生。新设课程由于学生基本都未曾接触过，所以主要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主，每堂课为 20 人。而且在那个时候，书院还是以科举为主要目标，这些新设科目都安排在下午授课，上午的课程仍然是针对与科举相关的内容。毕竟在那个时代，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就像后来袁世凯所说的，科举才是新学的“拦路虎”！

书院当时的生源人数已接近 200 人，而且基本都是固定来上课的学生。如果将其与现在学校的生源情况进行对比，我家书院这 180 多位学生或许还比不上一个乡镇小学的一个年级的人数。然而，在那个仅有不到百分之 5 的人接受过教育的年代，我家书院的规模在奉天地区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而在师资力量方面，我家书院也是其他教育机构难以望其项背的。我家光是固定教师就将近 30 人，客座教师则更多。而且，“帮办”“督办”“总教习”这些书院的核心人物更是亲自授课，甚至我父亲这个“总办”也会时不时地上一堂课！而且据说当时我家书院除了教师之外，各类工作人员将近百人。他们的薪水虽然不算高，除了书院的保卫厅长屈博每年有 150 两银子的收入之外，其余的人员都是按照市面上的劳动力价格给予报酬。技术工种比如大厨的薪水会相对高一些，他们的薪水是按月发放的。一名大厨在书院的薪水比城里的酒楼要少一些，毕竟书院的就餐人数仅仅是一个书院，怎么可能与县里各种各样的人相提并论呢？所以工作量也就会小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之前私塾的餐厅大厨都是从县里我家的酒楼派遣，而书院成立后就不再这样操作，而是聘请书院的专职厨师，正是因为书院的工作量比酒楼小得多，所以薪水也会随着工作量的降低而减少很多。所以我家书院的大厨每月 7 两银子的薪水，而酒楼是 10 两，这不就少了 3 两吗？而且我家书院对于厨师的要求丝毫都不比酒楼低。由此可见，我父亲还是继承了刘家的商人基因的！

有人或许对晚清各个行业的收入情况并不了解。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拥有专业手艺的人被称为匠人。而在所谓的“封建”社会中，这种匠人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士农工商”不过是统治者给百姓洗脑的说法罢了。然而，那些“匠人”的社会地位其实远远高于农民。无论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匠人为雇佣者所带来的价值来看，这类人的收入都是颇为可观的。就拿大厨来说，一个酒楼的“兴旺与衰败”都与大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大厨在酒楼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但由于竞争激烈，大厨所获得的报酬固然和他们的付出不成正比。但毕竟大厨对于酒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大厨的薪水是非常高的。就拿我家酒楼大厨每月 10 两银子的薪水来说，那无疑是妥妥的高薪了。我之前曾经对当时货币的购买力做过介绍，10 两银子可以购买两亩旱田了。但大厨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需要经过层层的选拔与淘汰才能够胜任。据说在奉天那些城市，能够成为大厨的，基本年龄都在 40 岁以上。这是需要付出多年的辛劳与坚持才能够达成的。据我家酒楼掌柜的李政友讲述：“大厨可不是那么好做的，就拿我来说吧，我全家基本上都是从事这一行的。我父亲是青岛当地小有名气的鲁菜师傅，按理说我这种‘厨二代’应该有着一定的资源，做大厨应该比较容易吧，可事实并非如此。我 11 岁就开始做童厨，在伯父的酒楼里帮忙干活，一直干到 17 岁才正式拜我叔叔为师。因为不管从事哪一行都要遵守避嫌制度，我不能拜我父亲为师，所以只能认我叔叔当师傅。当时我伯父在即墨（地名，青岛下辖的一个县）开了一间规模还算可以的酒楼，我叔叔就在酒楼里担任大厨。然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