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书院“筹备处”于戊戌年年末成立，可需要筹备些什么呢？自然是办学思路。父亲这位当时已痴迷新学的钱庄二东家，尽管对现代教育仅是一知半解，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毕竟“有胜于无”。而且有了兄长在经济上的支持，他便能任性而为了！

首先，他将陈氏祖宅全部开放，并依据不同职能为 30 多个院套命名。比如正门侧院的那个餐厅，在保留现有规模的基础上，再雇佣厨师两名、帮厨四人以及各类杂役十名，且开始全天候为书院办公人员和学生供应餐食。因为书院教学时间调整为全天候，从以前的午时五刻（中午12点15）休堂改为申时一刻（下午 3 点 15 分左右）休堂。虽然下午的课程仅针对部分自愿学习非传统课程的学生，人数较少，但父亲仍要求书院食堂坚持供应到最后一餐。由于门房侧院不大，房屋不多，所以只能采用流动式堂食，餐厅员工也不再是城里酒楼的兼职人员，而是聘请正式员工，以保证同时 50 人就餐。因此，这个院被父亲命名为“膳厅”，而门房则被命名为“迎厅”，通常由一位熟知书院的伙计和一位账房负责，主要承担接待、指引和记录工作。

门房后面的两间大屋子被父亲命名为“卫厅”，其职能相当于现在的保卫处，通常由 8 至 12 名退役士兵留守，并且由 15 人分为五队，每队三人，对书院进行不间断巡逻。而这些人员皆由身体强壮的武师和退役士兵担任，卫厅共有保卫人员 30 人，负责书院全体学生和教职人员的安全。负责管理他们的叫卫长，是曾经在宋庆的毅军任哨长（一哨约有 100 余人，差不多等同于现在的连长）的屈博。屈博是北园乡本地人，于光绪十七年（公元 1891 年）中武举，中举后入宋庆的毅军担任排长、哨长。甲午中日战争中，屈博带领全哨 100 余人死守金州卫，却因寡不敌众战败，全哨仅剩 10 余人生还。屈博也因朝中无人，被当作替罪羊，战后被剥夺一切职务归乡。后来结识我伯父，失业的屈博被伯父安排为我祖宅看家护院。书院成立后，父亲发挥其特长，委以守卫书院的重任，并召集与之一起被定罪的 10 余名士兵和县里知名武师组成书院卫队，还配发洋枪 30 只，这支武装力量令土匪不敢觊觎！

大门再往里走是一正院，由一正房和两个厢房共 6 间房屋构成，被父亲命名为“杂务厅”，顾名思义，是为书院各类杂工休息准备的，同时规定需有 10 名杂工留守，以供书院管理人员随时差遣。再往里走就进入正院，第一道正院由两个几进院组成，共有房屋 30 余间，第一道正院被父亲命名为“总务厅”，顾名思义是为书院管理人员和账房所设，共有房屋十余间，每间房根据不同职务管理人员的办公室而命名，有“总办房”“督办房”“帮办房”“教务房”“学监房”和“司会房”（司会是古代对管理财务一把手的称谓），以及两间“度支房”（度支就是古代会计的其中一种称呼）和两间“书办房”（清末秘书的一种称呼）。我父亲虽出身富贵，却十分俭朴，还提倡官位越高越应俭朴。虽然书院主要管理人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但面积不大，甚至他自己的“总办房”和“帮办房”是在一间屋子里相对的两间。毕竟古代等级区分严格，所以书院管理人员仍是一人一屋。

在“总务厅”旁边是另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是标准的“四合院”，四进的院子，共有房屋 20 余间，被父亲命名为“教务厅”，顾名思义便知是教师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间“杂役房”负责为教师们提供各项服务外，其余皆是各位教师的办公室，共 22 间房屋，其中 15 间为常任教师所设，其余 7 间为“客座”教师所设，每屋供两人办公使用，教师的待遇着实不错。

再往里走便是宅子的中间地段，由大小不等的二十几个院套组成，用作“教室”，并根据书院设置的不同学科分别命名为“国学厅”（即教授传统科举教育学科的教室）、“算数厅”（教授算数、理账等学科的教室）、“外语厅”（只教授日语，为上日语课的教室）、“格致厅”（教授基本的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的教室）、“地史厅”（教授地理、历史学科的教室）、“几何厅”（教授基本几何学科的教室）、“诗词厅”（教授诗词歌赋的教室）、“牲畜厅”（教授基本生物课的教室）、“政法课”（讲解一些基本西方的法律常识的教室）、“书画厅”（教授书法和国画的教室）、“音律厅”（教授音乐的教室）。从这些名称不同的教室就能知晓我家书院所授课程。

在此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家书院开设这些学科的缘由。一心想办新学的父亲在那三类不同生源的上课目的和其他官办新学堂的科目之间进行了折中，将书院学生分为三类，分别是科举生、商学生和文化生。科举生毋庸置疑是那些一心为科举的学生，他们的必修课程很简单，就是国学，其他课程则自愿选择。所以以科举教育为主的“国学厅”占地最多，共有 10 个大小不同的套院组成，40 多间教室，同时可容纳 200 人同时上课。教师除保留原有的 13 名固定先生外，又雇佣了 4 名有秀才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