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戊戌年末，奉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横空出世！前文耗费了诸多笔墨来阐述我家书院的前身以及办学的历程，同时也提及了当时大清的办学环境。我父亲虽为理想主义者，却聪慧非凡，他本就是饱读诗书之人，又在科举的圈子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值此之际，在伯父全力以赴的支持下，父亲终于能够毫无顾忌地施展拳脚，大干一场。

此前也曾讲述过，父亲在戊戌变法期间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他对戊戌变法持否定态度，并非是对维新党人的主张予以否定，而是对变法所处的环境以及维新党人采取的极端方式表示不满。实际上，对于维新党人的多数主张，我父亲是予以认可的，只是他认为变法的时机尚未成熟，面临的阻力过于巨大，同时他也觉得变法不应由维新党人来主导。

我父亲心怀改变的渴望，但他深知，对于“皇权专制”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这种从根源上的改革，绝非年轻的光绪皇帝和毫无政治经验的维新党人所能胜任的。父亲尽管没有政治经验，但在看待政治问题时却理性而长远。他认为能够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唯有大清的实际掌权者和朝廷的实力派。而对于这种改变，父亲曾预言：“改革必定是被迫而为的。”仅仅三年之后，庚子国难爆发，父亲的预言逐一得到了证实。1902 年太后回銮之时，父亲曾对一位从日本归来的好友说道：“改革即将来临，而且此次改革绝非之前那种表面上的、无关痛痒的变动，而是从根本上的变革。同时，这也是朝廷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搏。我们所需要的条件必定会得以施行，科举的废除只是时间问题，我这些年来心心念念的新学也将毫无阻碍地推行开来，我们就拭目以待，准备大干一场吧！”

自甲午战争结束以后，年轻的父亲对于中央政策的判断基本上都是准确无误的，这使得父亲始终屹立于时代浪潮的前端！

话说回来，当时的教育环境可以用“撕裂”一词来形容。朝廷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洋人的先进科学成果所压制，部分朝廷官员和民间的精英人士开始有所“觉悟”。从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倡导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尽管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的长期“洗脑”下，百姓大多麻木不仁，但仍有一批爱国志士清楚地认识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距。

虽然在政治制度方面，社会的主流观念仍然坚信大清的制度完美无缺，认为接连被西方列强击败不过是因为“技艺”不如人，并非制度存在问题，正因如此，兴起了洋务运动。然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大清的战败，间接地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才使得维新党人反思出是社会制度不如西方。这固然是一个极为残酷的现实，但至少得到了主流社会精英的承认。所以，尽管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相继以失败告终，但其意义却极为重大。倘若大清未曾开展洋务运动，或许中国直到 21 世纪都仍会处于农业社会的状态。而戊戌变法虽说失败了，但至少让人们普遍接受了制度不如人的这一现实。尤其是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堪称巨大。

而我父亲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极力推行的新式教育，实际上政府早已开展了多年。自 19 世纪 70 年代起，由李鸿章亲手组织和选拔的第一批留美学童于 1872 年奔赴美国学习，其中不乏像詹天佑、唐绍仪这样后来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的杰出人才。而后，从各地精心选拔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被送往美国、欧洲和日本。朝廷在洋务派的主张之下，分别于 1862 年由恭亲王主张建立了官办的第一所以西学为主的“京师同文馆”，1896 年张之洞又创立了“南洋公学”，并且于 1885 年李鸿章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军事学院“天津武备学堂”。可以说，在那段时期，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留学生和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才，这些人在后来的清末新政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果仅仅局限于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者和社会精英，对于普通的百姓阶层，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就拿当时的奉天来说，社会的识字率仅仅只有 8，有机会接受普通教育的也仅仅只有 5。当时令我父亲深感困扰的问题在于，我家私塾之所以能够拥有众多的生源，是因为我家的教师大多在县、府一级的官学当中拥有职教经验，甚至有些客座教师本身就是县、府负责管理教育的官员。这就使得在我家私塾接受教育的学生，能够借助他们的关系顺利地通过县试和府试，毕竟在考试当中，这些先生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即便我家私塾的学费比其他私塾高出好几倍，仍然有众多的学生不辞辛劳，不远百里前来求学。然而，这一状况却与父亲开办以新式教育为主的书院的构想相互冲突！

当时在我家私塾固定就读或者走读的 100 多名学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学生的数量最多，他们的父亲送他们来读书的主要目的是接受文化普及教育，说白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接受义务教育，并没有走科举之路的打算。这类学生大多来自富裕家庭，接受教育是为了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这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