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超凡是个西中医汇通的高手，他对于中医理论并不比一个中医本科毕业生精通到哪里去，但是这不影响他开起方子来，得心应手，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他用大柴胡汤治疗高血压，用大柴胡汤治疗肝炎，还用来减肥，效果都不错。

而他应用大柴胡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少阳证+大便秘结。

这样用，对吗？反正用了那么久，摆事实，不能算错。

这就又引出了一个话题，学生跟教授的区别在于哪里？

相同之处是都是什么都不知道，学生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需要学习，而教授是教着教着发现什么都不知道了。

李介宾此时给三个大教授继续讲：

如内实已坚，则加大黄也是可以的。

其他条文也类似，例如：‘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细看这些证状，往来寒热原属小柴胡汤证，虽说热结在里，但是加大黄与否，还要由里实的程度来决定。

至于心中痞硬既要加枳芍以协姜夏，一般已能解决。如汗出很多，脉实证急，则加大黄，泻下存阴，极为必要。

故仲景对大柴胡汤只作七味，而注明一方加大黄二两，目的在于说明大黄不是非用不可的，而是一种酌情的加减法。

柯琴、徐灵胎二氏主张无大黄的理由是因下利而不可用大黄，其观点是明朗的，论据是切实的。这也是历代主张无大黄的共同的根据。

……孟超凡还不知道，噢，拉肚子还能用大柴胡汤？反正他是一次都没这样用过……

估计大部分中医，也都没这样用过。

李介宾耸耸肩，没觉得大惊小怪的。

用了，不代表这个中医就高明，不用，不代表这个中医就不行。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但是既然都讲到这里了，那就继续讨论一下。

大柴胡汤证中的下利是不是可以作为无大黄的根据呢？

李介宾的态度是——不可以。

下利一证，有阳性病理过程中的下利，有阴性病理过程中的下利。

如果阴性过程的下利，如太阳病脉弱手足寒下利清谷，以及桂枝人参汤证中的下利，当然是不可用大黄的。

假如是阳性过程中的下利，例如：“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疼，口干舌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这不仅是用大黄，而且有要硝黄枳朴并用而急进的。

按一个孤立的证，它只是一个证候的特殊病理反映出来的一个片面现象。

如果孤立地看一个证，是难以认识一个证的病理的，病理包括病因病位病性病势。怎么能根据一个孤立的证来论药呢！

伤寒六经辨证是从证候辨识，从辨中认识病性病势，据此而立法用药，不是对证下药如对号入座一般。

理解这个意义，方可与言六经辨证论治。

老刘大受震撼，他研究伤寒几十载，此时听起来李介宾的话，犹如醍醐灌顶。

李介宾讲话，三大教授捎带一个准研究生都屏着呼吸烧着CPU细听。

伤寒杂病论中里热下利而用大黄的案例不只一端。

大柴胡汤证三条都是少阳气机失调并发热结在里之证，大柴胡汤中大黄在所必用。方中脱漏大黄极有可能是佚文，《金匮》原方所载大黄二两可证明。

《伤寒论》中大柴胡汤方后的“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十七字是后人注语，决非仲景文字。

《伤寒论》中这类注语不只一条，而语气、文辞很像出于一人之手。

如小青龙汤方后有：“且荛花不治利，麻黄主喘，今此语反之，疑非仲景意。”

又半夏散方后有：“半夏有毒，不当散服。”

又通脉四逆汤方后注：“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

如此等等皆后世读者注于方后之言语，而且此人是很有见识的，可惜了，无名氏，未在青史留名一笔。

想到这里，李介宾微微叹气，仿佛与千百年来那些才情之人共鸣。

大柴胡汤方后之十七字注语，句读与语意连贯完整，与证候的病理相合，与仲景“下之则愈”之辞意相应，与金匮本方相对照，因此而注曰：“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

再按大柴胡汤方大黄2两，约28克少一点，每服大黄用量不过5-6克，为大承气汤大黄每服量的约五分之一，为大黄黄连泻心汤大黄每服量的二分之一少一点。

这个大黄的服量是不会产生显著的泄下作用的，只能是清热消痞调和胃气的作用。

至于因下利或因误下即疑虑大黄的医家，只是因为强调了片面的一证而忽视了全面的证候，注意现象而忽略了本质的缘故。

老唐不自觉点头，他之前用了6g大黄，就是这样想的。

用药要有思路，有依据，而不是胡乱尝试。

否则说的头头是道，结果真的方子出来了，患者喝了什么变化都没有，那也不错，就怕喝了结果症状没缓解，病情反而变化了。

伤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