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师讲到这里，大家脑海里有什么想法吗？”

有同学举手提问。

“老师，我有个疑问，那头晕算是症呢？还是病呢？”

问到点子上了！

李介宾欣慰的回答道：“高血压病也会导致头晕，但是在西医看来，这就是高血压。

西医在命名病种的时候，往往会根据疾病病因、解剖部位、病性去命名。

比如说大叶性肺炎、支原体感染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而中医则更原始朴素一些，头晕呢那就是头晕，口渴呢就是消渴......大家发现了吗？中医的很多病名，其实就是，症状本身。”

好像确实如此呀，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越琢磨越清楚，原本浑浑噩噩的概念就这样被抽丝剥茧的弄明白了。

“也因此！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证型证候，这个言字旁的证。

是对疾病过程中所处，一定（当前），阶段性，的病位、病因、病性以及病势所作出的，高度病理性概括！”

“而病，则是对疾病从开始到结束，这一总的过程的概括！”

李介宾用力的强调重点，这是中医与西医诊断最大的区别。

中医的诊断是动态的，先贤们不断的试图去发现疾病某个阶段变化中的规律，然后不断的创造各种学说去阐述。

张仲景为什么牛逼？他的方子为什么被称为经方？为什么西方人会拿着张仲景的经方去搞AI机器人，而不是金元四大家？或者明清医家的方子搞？

无他，张仲景创造出来的六经辨证体系，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可以自已运行的系统。

从太阳到阳明，到少阳，到太阴，到少阴，到厥阴。

从疾病发生之初在表在肌腠，到肠胃，到胆枢纽，到脾，到心肾，到肝。

后世的医家惊奇发现，似乎当自已遇到问题，就可以按图索骥的从经方中截取一段治疗思路然后演化成新的东西。

无论是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之于小建中汤。

或者是钱乙的六味地黄丸之于肾气丸。

或者是温病学派的宣白承气汤之于承气汤。

什么是方书之祖，医家源流？

医圣之名不是靠我们吹吹捧捧出来的，是用了千年时光，一拳一脚打出来的！

此时的李介宾气场全开，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何老师的视角下，此人犹如请神上身了一样，睥睨四方。

“所以，西医的视触叩听，是去找这个病因，然后去诊断这个病因。而中医的望闻问切则是去判断当下这个患者的即时状态，诊断的，嗯，大概是病机吧，发生、发展、变化的机理。”

么。

而何老师则是开始反思自已的授课方式是不是有待改进——虽然还没开始。

李介宾说的兴起，直接拿当下的新冠来举例子。

“当新冠流行的时候，西医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忙着找病因，找病株，分离病株，培养病株，然后想办法去制造疫苗......他们这样做，就源于他们的诊断治疗思路，乃至于发现一个新病，然后就要造一个新的单词来命名。”

“武江之初，钟北山临危受命给派过去了，一开始大肆宣扬稳定军心，但是你们发现没有......后来慢慢不提钟老了，而是又把张叔礼派过去了，开始让张老发言了，这里面你们就没品出来味道吗？”

何老师立马心想，那不就是为了上中药嘛。

所以请钟老坐下，让张老发言。

中国人一直喜欢吃瓜，听八卦，上至朝堂，下至百姓，行为雅俗共赏，也许事实另有真相，但是讨论起来，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乐此不疲。

就像现在，无限遐想，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脚本。

“咳咳，我这里有一点点浅见，抛开事实不谈，我们仅谈医理......”，李介宾清了清嗓子压下下了

长幼有序，不管怎么样自已是晚辈，对于作出重大贡献的前辈们，自已没有立场去指摘他们为什么不能做的更好，毕竟十年之前、十年之后，他们都义无反顾。

“我们刚刚讲了西医的思路，当时西医还在不停的试图攻克难关，而这边中医已经把中药用上了，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中医，他们就会说，你们中医怎么什么都能治？凭什么？”

李介宾看向四周的学生，又重复了一句：“凭什么？”

“凭我们的辨证论治！”

随后此起彼伏的纷纷说道：“我们不用去管什么新病毒，旧病毒......”

“对呀，咳嗽我们就止咳，发烧我们就给他退热，管是什么病毒呢......”

“肺里有痰我们就化痰，给他上二陈汤......”

“患者恶心呕吐，我们就健脾祛湿......”

不知道谁在”

一时间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们刚刚都说了些什么？

何老师：同学们都好棒呀，要不，你们也去编个指南玩玩？

随后他看向了李介宾，眼神复杂。

他是经历过“非典时代”的，严格意义上说，“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