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漂没，胥吏腐败。

既是大明官场的潜规则，同样也是大明吏治的痼疾。

林煜现在故意点破出来，也是在旁敲侧击试探一人的反应。

……没有反应？

这就有意思了。

林煜面上不动声色，心底却是稍稍放慎重了一些，原先他就有察觉于谦、朱瞻基二人身份不一般，但本着自己是快死的人了，所以也就不那么在意了。

可现在……

夏原吉此刻依旧还在认真听课，人老成精的他竟然丝毫没有注意到，才刚进来半天不到，自己的底细就已经快被林老师给看穿了。

这也没办法，谁能想到，为官清廉也能作为怀疑的突破口。于谦更干脆，他完全没看出来，而且也不屑贪那几分钱货。

林煜没有继续多做试探，而是接过刚才的话题说道：“官、吏之间贪腐成风，甚至将其当作理所应当，谁要是不贪反而会受到同僚的排挤。”

“这合理吗？这很明显不合理。”

于谦皱眉思索片刻，说道：“官吏贪腐成风，当由都察院派遣监察御史，于全国各州、府、县巡按走访，将此官场不良风气杜绝扼杀，让吏治复清！”

嗯，这确实是年轻时候的于谦该有的作风。

——理想主义。

毕竟，于谦自读书明理以来，便一直敬重推崇文天祥（野史传说还是文天祥转世）。

“查不过来的！”

夏原吉轻轻摇头，却是给理想主义的于谦当头泼了盆冷水：“大明全国有多少州、府、县，而地方上又有多少官员、胥吏？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地方乡绅，已然构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就算都察院的御史全部出动，昼夜无息也不可能查得干净。”

“而且……这番话同样也是老夫要对林先生说的。”

“林先生的分税制，可令士绅、地方反目，但士绅一体纳粮却又关乎士绅的根本利益，若是士绅、胥吏相互勾结，执意对抗朝廷与新法，那朝廷又该当如何？”

夏原吉这话既是在提醒，也是在询问。

虽然严格来说，他也算是士绅的一员，甚至还是出身江西的江南官绅。

但于他而言，要是能损士绅而有利国家社稷，那夏原吉绝对愿意作为第一个执刀人。

林煜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缓缓开口问道：“你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是得回到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大明的税收到底是谁在负责，或者说是谁在执行？”

大明的税收是谁在执行？

这很明显问的是大明整个赋税征收执行体系。

于谦不是很擅长，所以还是由夏原吉这位在户部“混”了很多年的“族叔”来说。

夏原吉捋着胡须侃侃而谈道：“大明目前的赋税征收体系，实际较之前朝要略有不同，朝廷中央虽还是以户部为居中统筹，但户部下设有十三清吏司，对应十三布政司（交趾另算），每司下设民、度支、金、仓四科，这是有关正赋的征收。”

“而除正赋以外，开国之初，太祖高皇帝又于府、县二级设税课司、局，主管包括契税在内的工商杂税征收。”

《明史》记载：“税课司，府曰司，县曰局。大使一人，从九品，典税事。凡商贾、侩屠、杂市，皆有常征，以时榷而输其直于府若县。凡民间贸田宅，必操契券请印，乃得收户，则征其直百之三。”

洪武九年，徽州府率先设立税课司、局共六所，在府城设立税课司，其余各县治设税课局，其中“闸办（在商贾过往之处设卡收税）四所：在城、岩寺、休宁、婺源；随办（纳税商人按照规定赴局投税）二所：祁门、绩溪”。

而税课局收税的几项名目，主要为商税、契税、门摊税、契本工墨税等。

但实际上的税课司、局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据《明实录》记载，从洪武十三年正月开始，吏部奏请：“天下税课司局岁收课额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有四，宜罢之，从府、州、县征其课为便。从之。”

说人话就是，每年完不成五百石纳税任务的税课局应当全部裁撤，把纳税职能转移到地方官府，节省朝廷财政开支。

这条政令下去，有约莫七成以上的税课司、局遭到裁撤，它们的征税职能也被地方府衙取代合并，完税凭证也由税课局印制转为由府衙代办印制。

到了正统初年，地方的完税凭证又上交给布政司、户部主管印制，地方的征税权力再度被合并裁撤。

“当然这些只是正赋杂税的征收，真正归于乡镇一级，还是要由地方保甲负责督征粮赋，也可以说是胥吏。”

绕了半天，征税的实际执行部门，依旧脱不开乡一级的胥吏。

而乡绅胥吏勾结，到了晚明就已经相当严重。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其中一条就是撤销乡镇保甲的征税职能，改由“官收官解”。

因为晚明的保甲已经收不上来赋税了，但“官收官解”也有缺陷，那就是贪污、火耗问题的出现，还有“官收官解”扩大了地方的财政税权，没多久就也收不上来税赋了。

保甲胥吏不能用，“官收官解”玩废了。

那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