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因此孙策兄弟对吕范亦报以同宗之礼：“亲戚待之，每与升堂，饮宴于太妃前。”

出于人物塑造的需要，《吕范传》对传主改换门庭的时间记载颇具迷惑性。

吕范与孙策的交往虽然在东渡之前，但他真正脱离袁术的时间，却在东渡之后。

按《范传》，传主是豫州汝南人，汉末“避乱寿春”时“将私客百人归（孙）策”。

乍看之下，吕范似乎与孙策1见如故，即刻便脱离袁术控制。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证据便是吕范“归策”之后，曾替孙策赴江都县密迎太妃，因此被陶谦收监。而陶谦的理由是“（吕）范为袁氏觇候”。

“觇候”即充当密探，而“袁氏”则代指袁术。毫无疑问，吕范彼时的身份仍是袁术部曲，而非孙策部曲。

《范传》中另有1处隐秘线索，可以佐证传主彼时的身份隶属问题。即吕范跟随孙策东渡之后，曾经“还吴，迁都督”。

（孙）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刘繇馀众，增（吕）范兵2千，骑5十匹。后领宛陵令，讨破丹杨贼，还吴，迁都督。--《吴书吕范传》

《吴书》对吕范担任都督的记载是“迁”，而《江表传》对此事的记载却完全不同。

按《江表传》，吕范向孙策请缨“愿暂领都督”时，孙策的反应竟是“卿（吕范）既士大夫，岂宜复屈小职”。

换言之，在孙策看来，吕范担任都督，并非是“迁”，而是“屈小职”。

（孙）策曰：“（吕）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众，立功于外，岂宜复屈小职，知军中细碎事乎！”--《江表传》

为何两种史料的记载会如此不同？这其实与吕范彼时的身份隶属有关。

按《范传》，传主“迁都督”之前的职务是“宛陵令”，即宛陵县令。

由县令转为都督，是明显的升迁，但孙策却视之为“复屈小职”，这只能说明1点，即职务的“背书主体”不1致。

简言之，宛陵令来自袁术授予，而吕范欲弃此官，改投孙策麾下，充当孙策门下的都督。

关于吕范的职务变迁问题，《吴书》中的反常线索非止1处。比如《范传》记录传主跟随孙策东渡时，便写作“（吕范）下小丹杨、湖孰，领湖孰相……后领宛陵令，讨破丹杨贼”。

按此，则吕范先“领湖孰相”，后“领宛陵令”，这又悖于常理。因为湖孰是县（隶属丹阳郡），按制度应设令、长；而“（国）相”与郡守平级，是郡国1级的长官，因此本不应出现“湖孰相”这种怪异头衔。更何况国相秩阶2千石，县令秩阶6百石，先为国相，后为县令，这对吕范而言岂不是1种巨大的侮辱？

合理的解释，便是吕范的“湖孰相”是孙策自置，拔县为国。这便如曹操分割兖州泰山设“嬴郡”，以糜竺为太守；分割徐州下邳设“东城（郡）”，以陈登为太守，皆属乱世从权之计。上述诸郡、国亦旋设旋废，不见后续记载。

曹公表（糜）竺领嬴郡太守，竺弟（糜）芳为彭城相，皆去官，随先主周旋。--《蜀书糜竺传》

贼望火惊溃，（陈）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迁登为东城太守。--《先贤行状》

至于后文提到的“宛陵令”则无疑来自袁术授予。换言之，《吴书》在记录吕范早期事迹时，其实混淆（或者刻意模糊）了传主的职官来源，将孙策所署、与袁术所署的官职不加区分地、按时间顺序罗列记述。

了解到以上背景，便可理解《吴书》、《江表传》为何会对吕范出任“都督”的事件存在相异描述。

按彼时环境，袁术4世3公，名震天下；孙策则是瓜农之后，寂寂无闻（《宋书》、《异苑》皆记载孙坚之父祖“种瓜为业”）；吕范接受袁术任免，法理上确实强于投效孙策麾下。因此孙策才会对吕范说“卿既士大夫，岂宜复屈小职”，吕范则回应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

（吕）范曰：“不然。今舍本土而托将军（指孙策）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犹同舟涉海，1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江表传》

此处的“舍本土”1语双关，其1是指远离故土（汝南），其2是指抛弃故主（袁术）。尤其考虑到吕范与袁术均出身豫州汝南，有“乡里”之亲，那么这1改换门庭的行径无疑会获得孙策更大的感激与宠待。

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吴书吕范传》

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后汉书袁术传》

至于“欲济世务”则隐含了攀龙附凤的心态，即通过依附彼时的新生军阀，获得更大的政治回报。理由显见：相比于投效孙策，吕范在老牌军阀袁术麾下不可能获得更高的地位与更大的前景，其核心逻辑与周瑜所谓的“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是1致的。

（周）瑜谓（鲁）肃曰：“……今主人（孙权）亲贤贵士……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吴书鲁肃传》

吕范对其“攀龙附凤”的心思亦不加遮掩，承认“此亦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