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保境安民之功。”

步骘躬身领命。

赵旻复又看向刘璋，淡淡道。

“刘季玉接诏！”

堂内众人的目光，尽皆聚焦在刘璋身上。

刘璋长叹1声后，面向许都方向顿首行礼。

“臣领诏！”

“刘季玉高义！旻代益州万民，谢刘季玉高风亮节之举！”

言罢，赵旻恭恭敬敬递上诏书，刘璋珍而重之以双手接过。

于是乎，益州重归大汉朝廷之手。

赵旻分别向步骘、刘璋抱拳。

“请步使君上任，请刘季玉协助步使君完成交割。”

赵旻分别对东州人、益州人这两大集团抱拳。

“关中、中原诸君，旻先前之言仍有效，诸君若愿随旻返还故土，旻必遣卫府精骑妥善护卫诸君。诸君如愿随旻为皇汉建功立业，旻倒履相迎！

益州诸君若仍欲为官，可向步使君说明，旻必保诸君原职不变；

若诸君欲返乡，旻亦不加阻拦。此外，若诸君愿随旻为皇汉建功立业，旻同样倒履相迎。”

刘璋既已降天子，从此做个安乐侯爷，赵旻便不再算挖墙角。

刘璋麾下1众故臣，当然也不能算背主负义。

至于刘璋的1众部曲…

那些兵卒，大部分是益州士人、东州士人的部曲，赵旻无权决定那些兵卒去留。

在汉末3国，根本没有所谓官兵，只有各诸侯、及其麾下臣属征募的部曲。

汉末魏晋，部曲逐渐脱离本意，演化为“私兵”的代称。

关于部曲的记载，在《后汉书》、《3国志》、《晋书》中俯拾皆是。

汉末3国，主旋律为丧乱。

田余庆先生曾言：“地主割据武装，犹如从地底下涌出来的1般。”

因此，军阀横行、天下疮痍。

此事详见田余庆先生《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在汉末3国，“部曲”与“诸侯”的关系，可用“2重君主观”加以解释：

即“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东汉的郡国本位化，即如此类。

赵旻为了改善这1情况，所以推行了“中军制”，也就是将自己麾下各臣属的部曲，整编为卫府中军，以强干弱枝。

但除了赵旻这个穿越客之外，目前天下诸侯，仍奉行“2重君主观”，即“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简言之，各方诸侯，包括袁绍在内，均允许自己的臣属拥有部曲。

孙策甚至干脆反其道而行，推行授兵制。

总而言之，成都城内兵卒虽有上万之众，但绝大多数，都是刘璋臣属的私兵，所以赵旻无权决定这些兵卒的命运。

赵旻言罢，再次躬身抱拳，不复多言。

当着故主刘璋的面儿，谁好意思站出来转投新主？

即便真有人站出来，赵旻也不敢收这等不义之徒。

因此，赵旻将此地留给步骘和刘璋，又将于禁、刘晔及1屯亲卫留下协助步骘，便请东州士人至衙署书房密谈。

【作者题外话】：在此，云某有必要为诸君系统地简述1番东汉、汉末基本国情。

东汉，因以士族立国、察举制盛行之故，大概是封建时代最讲究“忠孝节义”的王朝。

对士人而言，尊长大约有3，1为君，2为亲，3为师及举主（举主实则也算师的1种）。

君亲师自然无需解释。

而所谓某人之举主，指察举制中举此人为孝廉、茂才者，以及举此人出任官吏者。

综上，为君尽忠、为亲及师尽孝、为举主及主君尽忠义、为友尽义，这是东汉的普世价值。

注意：其中，故主、举主，相当于士人的2重君主，其尽忠优先级甚至要高于天子。

亦即：效忠直属上司在前，效忠朝廷在后。

是故，梁启超先生才会如此推崇东汉的道德底线。

同理，公孙瓒为故主不惜背井离乡远行护送，才会广受好评。

而到了汉末，情况又发生了些许不同。

因诸侯割据之故，2重君主观渐渐转变为，效忠主公在前，效忠天子在后。

最典型例子，当属关羽身在曹营，而自诩“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

因此，关公得以忠义而称于世。

对于益州刘璋1众僚属的行为…

云某便以刘虞和田畴主臣为例，为诸君详细解释1番汉末士人们的行为逻辑吧。

关于刘帮主和关公的小摩擦，咱们后面再继续聊。

田畴是汉末群雄之1。

其人早年割据河北，多次拒绝袁绍招募；

直到建安十2年（207）曹操北伐乌桓，才率领宗族归附。

然而田畴在委质曹操之后，却始终拒绝曹氏的加官封赏，乃至激怒曹操，讽喻群臣弹劾田畴。

彼时荀彧曾替田畴求情，而荀彧又死于汉廷魏国（213-220）建立之前。

可知曹操封赏的，1定是汉廷官职，而不是魏国官职；

因此，田畴在法理上并无拒绝的必要。

同时，田畴的个人特质，又与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