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刘备对糜芳、孟达、黄权等人的叛变行为予以宽大赦免，不仅慰以“兄弟罪不相及”，甚至还要引咎自责。

（糜）竺面缚请罪，先主慰谕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蜀书糜竺传》

这种无比分裂的行为，反映的当然不是刘备的真实想法，而是外部局势的客观要求。

刘备是1个政治家，其行为需要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连董卓这种“羌胡之种”在进京初期（189）都懂得“矫情忍性，擢用群士”的道理，刘备对此自然更加熟稔于胸。

（董）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后汉书董卓传》

有鉴于此，厚待糜竺、孟达、黄权等叛将的家属，其实并不能证明刘备的宽厚贤良。因为种种宽厚行为其实都发生在逆境之下。

或者说，刘备当时没得选，只能自我消化负面情绪，维持大局稳定。

如果刘备有选择的余地，恐怕他更希望效法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尽情挥洒胸中的英豪之气，而不是长期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去争什么“弘毅宽厚”的虚名。

不过从某种角度看，刘备得志之时的偶露峥嵘，虽不符合仁君之象，却也颇得高祖遗风。

这种真情流露，其实远比“喜怒不形于色”显得更有烟火气息。

1言蔽之：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