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及领南郡太守史郃等3百1十8人，诣荆州刺史（夏侯尚）奉上所假印绶、棨戟、幢麾、牙门、鼓车。--王沈《魏书》

跟随黄权降魏的3百1十8名文武中，有4十2人封侯，百余人为将军、中郎将，可知他们均属高才英俊。

（曹丕）拜（黄）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封列侯，即日召使骖乘；及封史郃等4十2人皆为列侯，为将军、郎将百余人。--王沈《魏书》

类似黄权这种以方面军统率身份（镇北将军，督江北军），成建制投靠敌国的行为，无论如何都属于罪无可恕；

但刘备不仅赦免黄权，还引咎罪己，表示“孤负黄权，权不负孤”。

这种行为已经超出常理的范畴。

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先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蜀书黄权传》

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可知刘备这番举动并非全出于真心，实是安抚益州士族的策略。

黄权投魏后（222），刘备集团元气尽丧，几乎不保。

彼时刘备滞留永安，1病不起，进退狼狈；而南中诸郡蠢蠢欲动。按刘备死后（223）“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的记载看，刘备生前的弥留之际，这些南中豪帅就已经难捺野心。

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柯。--《蜀书李恢传》

不仅是南中土崩瓦解，连汉嘉太守黄元也举兵叛乱，还1度打算围攻成都。汉嘉郡与蜀郡紧邻（在蜀郡之西），距离成都1步之遥，可知彼时形势之险恶。

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众议以为（黄）元若不能围成都，当由越嶲据南中。--《蜀书杨洪传》

黄元的籍贯史书无载，不过根据《杨洪传》可知他与杨洪相互熟悉。按杨洪出身犍为的记载看，黄元很有可能也是益州出身。

（杨）洪曰：“（黄）元素性凶暴，无他恩信，何能办此？”--《蜀书杨洪传》

实际益州士族对刘备的态度1贯不友善，《蜀书卷十2》便连篇累牍地记述了益州学者对刘备集团的抵触与污蔑。而降魏的黄权，出身巴西阆中，恰恰是益州士族的代表人物。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也。--《蜀书黄权传》

在此背景下，重病缠身的刘备根本不敢、也不能处理黄权的家属。因为1旦如此，便会彻底激怒益州集团，类似雍闿、黄元等叛臣便会1个接1个地出现，这无疑是刘备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因此，刘备不仅赦免黄权家属，还罪己自责，表示1切到此为止，既往不咎，这其实是外部环境所迫之下的不得已。

从出身籍贯方面来看，刘备赦免的诸多臣僚，其实各自代表着蜀汉政权的不同派系。

糜芳出身（徐州）东海，是元从集团的代表人物；

孟达出身扶风，是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刘封出身长沙，是荆楚集团的代表人物；

黄权出身巴西，是益州集团的代表人物；

郤揖是郤俭之子，属名臣之后。

有鉴于此，他们的政治污点，并未影响到家属，均得到刘备的宽大对待。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臣僚的变节行为（刘封除外），集中发生在东汉建安2十4年（219）至蜀章武2年（222），即蜀汉“由盛转衰”的特殊期间。

糜芳出走导致刘备失去荆州、孟达出走导致刘备失去东3县、黄权出走导致蜀汉军力大损、人才储备血崩。

换言之，刘备在建安末年始终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国势日衰。

更为可悲的是，局面越是恶化，刘备便越是需要矫情忍性，安抚尚存的臣僚，以维护剩余的基业。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了诡谲的1幕。

汉中之战后（219）的刘备，刚愎自用臻于极点，乃至滥杀忠良，导致“远人不复至”。

而同年（219）失去荆州之后，刘备又迅速转变为1个心胸豁达的宽厚长者：

臣僚越是叛变，他对待叛臣的家属便越是和颜悦色，乃至赏罚失度，与之前判若两人。

其实如果考虑到时代背景，便会发现刘备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大环境的约束，与他的个人好恶已然无关。

按刘备“终不为下”的性格来看，他无疑也希望能像曹操那样鹰扬宇内，挥斥方遒。但现实却是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蜀书先主传》

在外部环境的约束下，刘备的发挥空间便极为有限。从某种角度看，刘备“喜怒不形于色”的特点，也是这种现实心态的外在反映。

鉴于刘备在汉末乱世长期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因此他能够展示真实情绪的机会便少之又少。

汉中之战以后，刘备曾短暂踏上人生巅峰，因此杀张裕、杀雍茂、乃至“远人不复至”都集中发生在这1时期。

然而随着同年（219）年底关羽败死、荆州沦陷，刘备便立刻收起了得意忘形的姿态，重新摆出1副“弘毅宽厚”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