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夏县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百姓哗变事件。夏县人士吕崇茂，聚集了一众乱民，起兵作乱，自称魏王，与刘武周遥相呼应。就这样，刘武周、吕崇茂对裴寂形成夹击之势。

裴寂弄巧成拙，本来，打一个刘武周，就够他受的。现在，又突然冒出了一股吕崇茂的流寇。这个时候，裴寂真的有些骑虎难下，腹背受敌，一下子要面临两伙敌军，可谓葫芦没有摁下，反倒起了瓢。

因此，裴寂急忙调转枪口，全力征讨吕崇茂流寇。要么说，裴寂是一个军事上的庸才，刘武周他打不过，居然连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也打不过。裴寂讨伐吕崇茂，竟然被打得一败涂地。

战争初期，裴寂指挥无方，致使唐军一再败北，遭到巨大伤亡。之后，又是因为裴寂的愚蠢举动，致使山西境内流寇蜂起，与刘武周连成一片。河东战场军事态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李唐王朝。

仗打成这样，山西战事被搞得这么狼狈。很显然，裴寂难辞其咎。由于他的无能，唐军在与刘武周的对战中，不仅毫无建树，反而损兵折将，丧师失地。所以，裴寂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前线，指挥部队了。经过权衡，唐高祖将裴寂调离前线，征召入朝。见到裴寂，李渊不留情面，上去就是一顿数落：

义举之始，公有翼佐之勋，官爵亦极矣。前拒武周，兵势足以破敌，致此丧败，不独愧于朕乎？(《旧唐书·裴寂传》)

这一次，李渊没有袒护裴寂，为了平息朝野上下的不满情绪，将裴寂下狱。但是，唐高祖只是做做样子。不久之后，裴寂被重新释放出来。而且，李渊对他的态度，并未发生改变，比以前更加宠信。

对于裴寂的屡战屡败，无能怯懦，唐高祖李渊不仅不予以惩处，反而一再偏袒、一再纵容。这样的做法，自然激起了朝中许多大臣的不满。他们觉得，就裴寂这么一个志大才疏的草包，凭什么位居大唐宰辅之职，且备受皇帝信任。李渊的处理不公，为唐王朝内部官员之间的矛盾，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尽管高祖对裴寂有所偏袒，但是，李渊却没有让裴寂再次回到前线，这还算是个明智之举。李渊清楚，河东一战，事关重大，如果继续派裴寂到前线掌兵，只会让山西战况越来越糟。

既然裴寂被调离前线，召回长安，唐朝山西战场的统帅之职，便出现了空缺。为今之计，只有重新调兵遣将。那么，该派何人顶替裴寂的将帅空缺？这一次，唐高祖派出多员战将、数支军队，驰援山西，抗击刘武周。

在裴寂调离前线的同时，唐高祖李渊命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将领，统领大军，开拔河东前线，力抗刘武周。由此可见，李渊是下了血本，要和刘武周死战到底。

然而，此时的河东战局，已经恶化到了极点，出乎李渊的意料。当时，隋朝的一股残余势力——王行本部，占据蒲阪，唐朝屡攻不克。不仅如此，王行本还与刘武周遥相呼应，双方结成了夹击李唐的联盟。

王行本占据蒲坂，并与刘武周串通一气，对于山西战事的发展，无异于火上浇油。这意味着什么？李唐王朝的黄河渡口防线，直接暴露在了刘武周的铁蹄之下，关中地区也变得岌岌可危。

如果刘武周率军经过蒲阪，从此地直渡黄河。届时，不仅会占领山西全境，也将威胁关中腹地，兵临长安城下，亦不在话下。所以，此时此刻，形势已然是万分危急，战火燃遍山西，大有向关中蔓延的趋势。

刘武周、王行本结盟，黄河渡口防线洞开，河东危在旦夕。消息一经传出，关中一带顷刻人心惶惶，群情震骇，犹如当初薛举进犯泾州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唐高祖李渊的内心，开始产生动摇了。

李渊毕竟是大唐皇帝，在他看来，太原虽然重要，也重不过整个大唐的江山社稷。这场仗如果再这么打下去，只怕唐王朝会招架不住。不要到最后，山西没有保住，连关中都危若累卵了。与其继续在山西和刘武周死磕，倒不如及时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等到以后时机成熟，再与刘武周决战。

想到这里，唐高祖便萌生了一种消极保守的念头。于是，李渊亲自写了一道手敕，准备发往河东前线。在这道亲笔手敕中，唐高祖李渊将自己的战略意图，大体上进行了一个简单阐述：

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资治通鉴》)

总而言之，李渊的策略，四个字：收缩战线。眼下的军事态势，刘武周咄咄逼人，席卷大半个山西，唐军则一败再败。针对河东溃败的危情，唐高祖李渊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时放弃太原，放弃黄河以东，将唐军主力撤回关中，全力固守关西。只要关中还在手中，将来收复太原，还是大有可为的。

试想，唐高祖的这道手敕，一旦真的发往前线，后果将不堪设想。估计，唐王朝的统一大业，势必戛然而止，甚至整个国家也会土崩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