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瓦台这样做的结果是制造了一个管制信天翁，最后也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青瓦台不得不制定法规，来抵消自己的发展战略所产生的最恶劣之影响。

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青瓦台选择由官僚，而不是市场的方式来约束财团，致使法规膨胀，裙带主义盛行，在财团的头上蹲着不少婆婆。

九十年代，南韩军人统治结束，进入文管时代，新上台的金泳三试图打破青瓦台既是财团担保人，同时又是其管制者的双重角色所导致的对抗和经济停滞，因此，青瓦台决定淡化其作为管制者的角色。

青瓦台既为了消除对抗，又为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极大地放松了银行部门及贷款行为的监管，并在1993—1994年间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且解除财政部对信贷分配的直接干预及任命银行领导层的特权。

在财政部和央行之间划分金融监管权，导致监管出现大片空白，换言之，钟摆已经过度偏向财团。

如果说九十年代官僚已退居幕后，但政客却还没有，政治势力强大，主要党派成员或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仍然可以否决商业银行总裁的任命。银行领导层不得不听政客的招呼，把贷款贷给他们的竞选捐款人。

青瓦台还取消了早被划分成几个部分的金融部门的进入壁垒与其他限制，在财团的呼吁下，取消了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限制，降低报告要求。

结果，非银行金融企业很快被解除管制，不再接受青瓦台的监督，转而被财团控制，贷款也就失去了监督，南韩信贷体系内部一片混乱。

对青瓦台而言，最大的难题就是政府既要为财团担保，又要约束它们，南韩自1962年到当下的三十多年时间，创造的真正奇迹并不是什么汉江奇迹，而是在走钢丝的过程中，没有被两种相互冲突的身份搞成精神分裂。

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之所以上帝站到财团身后，这和财团自我解放不无关系。为了摆脱青瓦台控制，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进入八十年代，财团开始往国外冲，建立新产业，抵押给南韩信贷体系，再建新的，再抵押，如此不断循环。

而在循环的过程中，财团把优质资产剥离，以优质资产向国外的银行借美元或吸纳投资，并在此过程中，通过交叉持股或连锁所有权与控股股东发生联系。

传统的连锁所有权模式可以是拜占庭式，以规避对所有权的规定，包括禁止对公司控股，禁止直接连锁所有权，以及对财团股权投资的各种上限规定。

结果导致了一种迂回模式，其中几家控股企业事实上拥有附属企业相当数量的股票。

就是通过这种能把人绕晕的持股方式，财团拿到了更多的话语权，这才有了财团和青瓦台的持续对峙中不落下风，甚至开始反扑。

在军人统治时代，财团的种种小动作，青瓦台自然看在眼里，只是苦于作茧自缚，无计可施——财团欠政府一屁股债，在国外又是一屁股债，政府左手握着财团的债权，右手在国外也是一屁股债，这种现状之下，面对不听话的财团，青瓦台还能把财团一棍子敲死？

敲死了，经济怎么办？失业的民众怎么办？一屁股外债又得让谁来扛？

而且，对青瓦台里的总统而言，他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比较私人的问题，就是马上要换届选举，他的个人利益又该怎么办？

国家利益、财团家族利益、官僚个人利益、人民利益，各种利益交缠在一起，想把它理清楚很难，但是再难也得理，不把险情排除，爆炸就是眼前的事。

险情是什么？

一屁股的外债，还有南韩的命根子“出口”不行了。

债应该怎么还，出口又该怎么提高，这是南韩经济相关部门需要讨论，也需要解决的问题。

青瓦台的会议室里，各部门的头头脑脑正争辩的不可开交，多重利益背负在身上，让他们在选择策略的时候缩手缩脚，同时也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