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并不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在受到日本殖民的那几十年时间里，有不少政府高层受到过日本文化的熏陶，也对日本的经济体制比较了解。

当往前走之时，面对两条岔路，第一条是有前人走过，陷阱已经被标注，第二条是完全没有经验可借鉴的陌生之路，毫无疑问，南韩选择了第一条，摸日本过河。

扶持，自然不能盲目，既要扶在点上，又要时刻掌控在手中，基于此目的，青瓦台设计了一种以信贷为基础的产业金融系统来建立财团，在一个资本缺乏的国家，财团不得不依靠向青瓦台控制和拥有的银行贷款。

由于企业负债率很高，甚至超过拉美和东南亚企业，为避免破产，财团不得不与青瓦台保持良好的关系。青瓦台控制了以信贷为基础的产业融资系统，这样，就可以影响经济的投资模式，引导部门的动向。

南韩企业负债率很高的性质，在南韩历史上一贯如此，这意味着部门之间贴现率或优惠贷款利率的微小变化，都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在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情况下，这些工具对企业现金流影响很大。所以，财团与青瓦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事实上，南韩所有的财团都有股份掌握在南韩的银行手里，而这些银行受青瓦台控制。

而从1962年至1972年之间，南韩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涓滴效应，不给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殊的优待，而是集中力量发展财团，进而带动一大片富裕群体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

被扶持的财团旗下都有数量庞大的职工，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完全缺失的年代，财团的福利水平直接影响到全韩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南韩的耕地贫瘠，无法安置太多农民，也没有可以容纳太多工人的国企，因此很难抵御失业的冲击。

即使财团不断作死，也很难断了它们的信贷，让它们破产，财团永远处于被青瓦台监管的状态，一定意义上成了“永不破产”。

一方面，青瓦台不得不不断挽救处于困境的财团，以防银行体系瘫痪和大规模的失业，1972年的债务危机中，青瓦台允许财团延期偿还债务，为财团提供救援贷款。

1979—1993年间，青瓦台向重工业和化工业的企业提供财务补贴；1984—1988年间，它又对海外建筑、造船、纺织、机械制造业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青瓦台成了承保人和责任承担者，为财团和自己的投资提供担保。

青瓦台制定了难以计数的规章制度，试图通过管制的方式支配和驯服财团。青瓦台一直很严厉，不停地敦促企业进行改革。

1972年金融危机后，青瓦台通过紧急暂停财团偿还场外市场的债务来挽救财团，青瓦台将它认为的“蓝筹企业”挑选出来，强迫它们上市，并威胁对不服从的财团征收40%的企业税。

汉城股票交易所一下子充斥了大量公开发行的新股票，价值高达4800万美元，上市企业的数量骤升至50%。

1974年，股市又受到一次推动，朴正熙颁布特殊命令，严令银行对非上市企业加强贷款的审计和监督，七十年代一口气颁布了不少这样的政策措施。

这下财团们左右为难了，一方面是惩罚性措施，另一方面又是上市的巨大损失，诸如自主权、廉价贷款，股权被严重低估，筹集不到多少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反应可想而知。

有财团认为违抗青瓦台的命令是上策，宁缴40%的税，而不享受青瓦台给上市企业的优惠待遇，也有财团阳奉阴违，自己又从二级市场把大部分股票买了回来，因此南韩的证券市场规模很小。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青瓦台还试图用一套最难实施的“信贷控制”的方法来限制财团获得银行信贷。

该信贷控制体系起源于产业政策时代，在一种银行信贷不是根据经济上是否可行，而是根据政府产业政策的要求发放的体制中，防止企业拖欠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加强监督和控制，包括时刻对贷款使用情况加以监督，对财团融资结构的改革情况加以监督，制定一整套贷款上限限制。

为了阻止贷款的集中，青瓦台制定了复杂的规定，限制给同一个贷款人的贷款额度，限制单个银行给大贷款人贷款的数量，规定财团附属企业的贷款上限。

为了防止拖欠，青瓦台建立了一套预警方案、现代化的信贷评估程序，以及复杂的拖欠管理规则；青瓦台发布了一套特殊、只适用于财团的法令，以管制各产业部门的股本、债务比例，从财务方面鼓励企业上市。

自1980年以来，青瓦台密切监督财团使用银行贷款的情况，并扩大了外部审计；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根据《公平贸易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1992年，《公平贸易法》进一步得到加强，子公司之间的贷款担保受到限制，青瓦台放松了贷款上限，以鼓励财团发展核心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