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本。

尽管专利药的技术上水准更高，但从商业角度来看，仿制药属于低成本低回报，价格相对亲民，而专利药的研发投入成本较高，研发周期较长，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生产模式。

由于前期投入成本过高，且专利保护只有20年时间，这就导致了专利药的定价普遍偏高。

而假如一家国内制药企业开发出某款新型专利药，很难第一时间进入社会医保，通常需要患者依靠商业保险或者自费购买。国内商业健康险覆盖率微乎其微，也就意味着高价药的市场空间有限，很多患者可能选择其他备选治疗方案。

对于药企来说，做专利药的市场风险确实很大。药企想要开发新药，技术与工艺决定了能不能做、做不做得好，市场与利益决定了药企想不想做。

显然，就目前国内的情况来说，药企不想、不能，也根本没能力进行高投入的新药开发，不仅如此，其实大部分的国内药企就连仿制药都生产不好。

药品与一般工业品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模仿一定要精准。如果是模仿生产皮包、衣服、玩具之类的一般工业品，只要大致比例一致、材质相近，成品就不会差太多。

但仿制药的生产则要求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以及适应症与进口药几乎完全相同，即药品一致性。

当仿制药与专利药的一致性不足时，很容易导致同样的药品杂质含量不同、吸收程度不同、副作用有差别等一系列问题。

不过，国内目前对仿制药的一致性审查要求并不高，这就导致不少药企可以以较低成本制作劣质的仿制药，并且通过药品审批。

既然通过低成本制作的仿制药也合乎标准，谁又肯将大量的经费用在生产工艺与技术研发上呢？

工艺与研发显然无法对行业推动起到足够的推进作用，被取而代之的则是销售。谁广告打得好，谁销量就好，各大药企把精力都放在营销上，而不是做出一款好药。

长此以往，制药产业形成了惯例，原本应当由技术驱动的产业变成销售驱动，资金配比上，营销也占据绝大部分。低于1%的研发投入，在这个环境下对很多药企来说其实非常符合市场规律。

处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南易虽然一直有想法在医药行业广撒网，但并未付诸行动，国内不是没有值得投资的好药企，只是那种好人所共知，你想投资，人家多半爱答不理，而想要投资蒙尘之珠，他又缺乏一套甄别药企好坏的标准。

无论是在美洲还是欧洲都非常有效的标准，一拿到国内来就会面临水土不服的情况，正因为国内的市场有别于其他国家，有其强烈的个性特色，也成了南氏的产业分为华国与其他两个大块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南易另起一行，又在本子上写下人脉、地域、营销三个关键词，对国内药企的投资潜力甄别，可能会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印尼盾有很大概率会迎来大贬值，把滕碧莲筹集的资金拆借出去，以亿万国际的名义去印尼贷2000亿印尼盾应该是可以操作的，手续费算500亿，贷三年，利息算860亿，印尼盾能不能跌一倍以上？

带着疑问，南易在键盘上敲击几下，调出关于印尼的资料……

从九点半到凌晨，等到联合会议结束，南易才洗洗睡。

次日，上午八点，第三资本、蜥蜴人、策略小组、金融小组的部分人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主题就是讨论值得投资的药企名单。

名单很长，默沙东、惠氏、赫切特、汽巴·嘉基、拜耳、辉瑞、华纳兰伯特、雅培、礼来、百时美、史克、普强、山德士、罗氏等巨头都在列，之所以金融小组也参与其中，是因为这些巨头不是想入股就能入的，总之，被选定的目标能入股则入，不能就去二级市场扫货。

不强求，不会表露出太强的攻击性，更不会搞什么高溢价收购，生物制药企业找股东增资是比较常见的事，股份到手可不是就能躺着等分红，搞不好什么时候就让你再掏一大笔。

南易能记住不少畅销高价药的名字，但并不了解它们在研发过程中消耗的研发经费，研发这个环节不确定，在生物制药领域就不存在百分百的低投入高回报。

一款总销售额数百亿美元的药品，专利期内能创造的净利润也许低到只有区区一二十亿，平摊到二十年，一笔投资可能跑不赢低风险理财产品。

一个上午的时间，南易都在倾听，并未发表自己的意见。

下午，南易还是继续倾听一个电话会议，主题是关于已经可以预见的东南亚乃至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可能出现的局面预测，重点是哪几个国家会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四副良药：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

无论哪个国家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对资本而言就意味着机会，大机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