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方毅出走河西之事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宋的官员相较于其他地方的官员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福利待遇都要好的多，就算比之河西也是不差的。

毕竟在河西当官没有捞外快的机会，河西有一套完全有别于大宋的监察系统，不是不能捞钱，而是机会很少风险很大，无论叶安还是秦慕慕对此事看的都很重，甚至重到裴承文都不理解的地步。

但在大宋却全然不同，当官的“额外”收入要多上许多，并且只要不是大额贪腐就不会有多大风险，毕竟同僚皆如此……法不责众。

所以查方毅的行为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觉得他是昏了头，都以做到门下省内计录事，虽不是什么高品官员却也是实打实的朝官，从六品在朝堂上不算什么，但在外已算不低了。

别的衙署或许还好，偏偏查方毅乃是开拆司的内计录事，开拆司名义上归于门下省，可实际上却是隶属三司，大宋叠床架屋的官员结构使得门下省并无实权，但人却是要用的，开拆司便是如此。

大宋有俩个开拆司，一个在中书省，一个在三司，两者虽然职责不同，但地位却都不可小觑，只不过中书省的开拆司要比三司的开拆司地位更高。

三司开拆司很小，在朝堂中甚至没有参与朝政的机会，但又责权重大，分掌发送盐铁、度支、户部的内部行文，同时审计仓储用度。

这也是为何查方毅能够列举出大宋朝堂上下沆瀣一气之举的原因，他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同时眼睁睁的看着大宋从皇帝到官僚掠夺民财的嘴脸。

赵祯节俭吗？当然节俭，他已经很久没有奢侈的吃上一顿饭了，只不过他平日里的一日三餐所费依旧高的吓死人，至于皇宫的开销便更大了。

大宋现在是一国养一城，一城养一家！

这是太祖时便定下的内强外干之策，他认为只要开封府，东京城足够强大，那地方上的叛乱就不成问题，只要天家富有，那将领就不敢随意造反。

如此国策也确有奇效，大宋这几年的地方叛乱愈演愈烈，土地大量兼并后农人失去土地变为佃户，庄户最终被权贵官宦这帮大地主剥削。

看看现在朝堂上的重臣，哪个在老家不是响当当的大地主，那个在老家不是良田千顷，土地万亩？！

农民被逼急了当然只能走上造反这条路，何况大宋在地方上的武备松弛，叛军往往在前期高歌猛进，可一旦朝廷的镇压大军抵达便立刻烟消云散，偃旗息鼓。

这就是内强外干带来的好处，但同样也有坏处，东京城是大宋的基本盘，开封府是大宋的命门所在！

大宋建国这么些年开封府和东京城一直安定，就算澶渊之战辽人南下，也被赵宋死死的挡住，虽然真宗皇帝是被架上战场的，但也说明大宋在开封府的经营并未出现危机。

但现在不同了，无论开封府还是东京城皆受到了无形冲击，市场被河西所侵占，大量廉价货物的涌入使得大宋财政出去的多进来的少。

朝廷不想着如何发展经济，促进民生，惩治贪腐，反而开始搜刮民财，虽减免了苛捐杂税，可百姓依旧被一茬接一茬的割韭菜。

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恶性循环，不光朝廷如此，就连宗室，外戚等权贵之家也在其列。

天下有多少“韭菜”能被这样割？

财富是有限的，东京城与开封府的财富被这样收割，必定会造成动荡，而看到这一切的人恰恰就是大宋的官员。

查方毅第一个站了出来，不光揭露了朝廷，权贵的所作所为，更是揭开了大宋的遮羞布。

并且光明正大的告诉所有人他的离开。

当年一个累试不第的张元离开大宋成为西夏相国，就已经打了大宋的脸面，使得朝廷下令殿试不得罢黜人才。

之后叶安出走河西，开丝绸古道，大搞生产，推崇格物，没出十年便把西夏给灭了，虽然世人皆知其能，皆敬其威，但没人敢明说。

现在查方毅在报纸上扯掉大宋最后的遮羞布，一时间从东京城到开封府，从京畿路到天下各路皆为之震惊。

南门大街的东京晨报所在院子已被捧日军围的水泄不通，就连皇城司那些穿着黑面白底皂靴的差人也不在少数。

百姓虽在躲避，却也知晓发生了何事，嘴上不说但心中已有不满，为何？皆因东京晨报说了实话，说了实话就要被官府所惩治！

这处带有两座三层小楼的院落是南门大街的一景，往日里来这投稿的文人可谓门庭若市，可现在却是空无一人。

所有的工人，编辑撤走一空，而唯有东京晨报的掌柜和总编何恒义，秦睿二人直挺挺的站在中堂。

捧日军在外围而不攻，因为这里根本就没人自然也没有反抗，在瞧见这两衣冠整齐的坐在那里后，捧日军的校尉甚至还冲着两人拱了拱手道：“二位稍待，皇城司专责此事！”

两人并未回答，而是默然点头，很快陈彤便到了，他现在是内侍省都都知，同时兼任皇城使。

迈步走进正堂，瞧见何恒义与秦睿的模样后便是长声一叹：“何苦来哉！”

何恒义笑了笑，看了一眼边上的秦睿道：“我等不是不能走，而是不想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