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旅行无疑是令人疲惫的——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是如此。为了绕开法国，他们不得不从日内瓦向东北折返，穿过巴登大公国，再由比利时的奥斯坦德港口乘船驶向不列颠岛。

对比利时国王的拜访自然也在计划之中。

前往布鲁塞尔的火车上，费迪南正在对苏菲讲述他们与比利时国王之间的亲戚关系。每一位贵族成员年幼时都会被教导欧洲各国王室的家谱，只可惜彼时的公爵小姐并不肯花费时间背诵这些在她看来冗长又毫无意义的内容。好在费迪南并未因此而苛责妻子，事实上，他反倒有些庆幸苏菲在这方面知识的缺失为彼此提供了交谈的话题。

“从母亲维多利亚算起，我们应当称呼现任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为堂舅；父亲那边的关系要更近一些，首任比利时王后，利奥波德二世的母亲路易丝是我的姑姑。”

作为路易·菲利普国王的长女，路易丝在20岁那年与比利时开国国王利奥波德一世[1]结婚。这当然并非出于她自己的意愿，毕竟利奥波德不但年长她22岁，还早已有了无法忘记的真爱——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难产的英国女王储夏洛特公主。但鉴于父亲路易·菲利普同样刚刚作为法国国王登基，这一政治联姻势在必行：新的奥尔良王朝并不被欧洲的其他王室所认可，她成为比利时王后不但能够帮助稳固父亲的统治，也使得弟弟妹妹们有了与历史显赫的统治家族联姻的可能。

这是身为一个奥尔良注定要担起的责任。

内穆尔公爵这样告诉费迪南，却从未对任何人提起，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自己对姐姐的不幸负有责任。1831年他随法国军队一同参与了反抗荷兰统治的比利时革命，并在胜利后被比利时国民议会选为国王；倘若彼时的他有足够的能力与威望抗衡英国的反对登上王位，路易丝也不会为了“确保法国的天然卫星保持在轨道上[2]”而牺牲自己的幸福。

无论是作为女儿、姐姐、妻子、母亲还是王后，路易丝都尽责得无可挑剔。她创办学校，支持传统工业，资助公共福利机构；在婚后五年内生下三个儿子，确保了比利时王朝的延续性，并为子女的教育和成长投入了大量心血。四个弟妹的婚姻同样得益于她的操持，这其中就包括了内穆尔与妻子，科堡的维多利亚公主的结合。而在1848年革命后，路易丝又说服了丈夫将克莱蒙特庄园借给流亡英格兰的父母居住——那本是英王乔治四世赠予女儿夏洛特公主和利奥波德的结婚礼物。

她的付出赢得了国王的尊重，却注定得不到丈夫的心。婚前利奥波德“对她就像街上路过的男人一样冷漠”[3]，婚后的温和体贴也仅仅是出于责任和政治上的考量。三个儿子的接连出生使年轻的王后日益衰弱，却并没有令国王表现出任何快乐。小女儿诞生后利奥波德仿佛完成了任务，以第一任妻子的名字为她命名便立即离开，接着迅速与王后分居，甚至毫不遮掩地将情妇安置在王宫不远处皇家街的贵族庄园中。

分娩与孤独令王后的健康每况愈下，1850年父亲路易·菲利普的去世更是给了她致命一击。收到路易丝生命垂危的消息，内穆尔公爵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匆匆赶往奥斯坦德。他只比路易丝小了两岁，自童年起他们就亲密无间；他不知道聪敏坚强，富有艺术才华的姐姐是如何变成了现在安静忧郁的王后，记忆里擅长骑马和登山的活泼少女如今虚弱到甚至无法从床上坐起。内穆尔再一次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他寸步不离地守在路易丝床前，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在极度痛苦中离去。

从布鲁塞尔归来，他就成了费迪南熟悉的那个父亲：内敛，严苛，不苟言笑；家人间的亲密与温情，随着早逝的姐姐一起被他埋葬了。

因而费迪南的童年，是在严格乃至残酷的环境下度过的。

内穆尔公爵笃信坚韧的性格必须从小磨炼，温柔和慈爱只会让他们变得软弱怯懦，过多的享乐则会腐蚀他们的意志。更何况次子从出生起就被寄予厚望：阿朗松公爵这一起源于10世纪的贵族头衔，向来是授予法兰西君主的弟弟；费迪南·菲利普这个名字，则是为了纪念在他出生前两年因马车事故去世的伯父，法国王储费迪南·菲利普——这位王储广受爱戴，在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中都声望极高；他的葬礼引起了全法哀悼，沿途送葬的人群挤满了街道，码头，桥梁甚至屋顶。时任内政部长的雷米萨伯爵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倘若王储不曾意外早逝，奥尔良王朝是不会在1848年革命中覆灭的。

他是奥尔良家的男孩，必须足够强大才能夺回昔日的荣光；他是法国王子，注定要为之奉献自己的一切，无论婚姻还是生命——面对内穆尔公爵的告诫，刚刚进入爱丁堡皇家中学的费迪南认真而平静地点头。当同龄的少年忍不住偷偷讨论美丽的姑娘，并在深夜辗转反侧时，他的梦里却只有家族、责任和法兰西模糊的影子。

彼时的他从未想过自己的婚姻会跟爱情有什么联系——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