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悠岁月的长河中，家族的故事宛如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承载着无数的悲欢离合与兴衰荣辱。就拿我家来说，那些过往的点点滴滴，至今仍在心头萦绕。

话说祖父已经离世，那时伯父刚步入婚姻的殿堂，而父亲还沉浸在书海之中，刻苦攻读。正因如此，家族的号召力显得颇为薄弱。单是论辈分，那些叔叔大爷们便足以遏制兄弟二人的任何想法。所以，我家迁祖宅之事便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伯父与父亲之间，关系好得令人称羡。分家？那是绝无可能之事。祖父过早地离去，使得正在求学的父亲，生活中的一切事务皆由伯父悉心操持，包括人生大事——成亲。由于祖父的早逝，两兄弟相互依存，彼此扶持。伯父对父亲的宠爱，可谓是到了极致，简直就是男版的“扶弟魔”。父亲随心所欲，喜欢做的事就去做，不喜欢的便统统交给伯父。于是，生意场上的种种烦心事，皆由伯父一人扛下。我父亲则能够心无旁骛，想读书就读书，想搞教育就一心投入其中，伯父始终无条件地支持着他。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女人的地位相对较低。然而，那几位伯母不仅没有丝毫怨言，更是将父亲当作亲弟弟般看待。父亲能拥有这样的亲情，实在是无比幸福。

话说回来，陈家那套宅子，伯父未曾做任何处置，本打算等父亲成亲时赠予他。兄弟俩虽分开居住，却不分家，伯父依旧坚守着祖业和祖宅，而父亲则能专心于读书。有如此关爱自己的兄长，真好啊！据说孙总理也有一位好哥哥，正因这份支持，孙总理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革命事业中。我父亲后来在“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与孙总理产生了分歧，不过，这仅仅是政见上的争论而已，我坚信他们内心始终是相互牵挂的。

再来讲讲这套宅子。尽管伯父未曾动用，并打算留给父亲成亲之用，然而，将兄长视为父亲般敬重的父亲却坚决拒绝。他对兄长的依赖极深，根本不愿搬出祖宅。但伯父的一番好意，父亲似乎并未完全领会。最终，这套宅子还是成为了父亲的婚房。天啊，这是何等的奢华！据说，在吴先生为父亲做媒之时，伯父还带着我外公和堂舅朱庆澜等娘家人去参观了那座宅子。当得知这即将成为女儿和堂妹的婚房时，见多识广的外公和当时在奉天担任军官的堂舅朱庆澜也不禁感叹：老刘家真是财大气粗！可这消息传到父亲耳中，他却坚决拒绝在那座宅子里成亲，声称无论如何，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都要与兄长相伴。伯父无奈，只得顺从父亲的意愿，那座宅子也就依旧闲置未用。伯父原本以为我的出生会让父亲产生搬过去的念头，没曾想，父亲在婚后看待这座宅子依旧平常，没有丝毫别样的想法。在父亲眼中，这座宅子仿佛随时会成为割裂他们兄弟情谊的罪魁祸首，这样的想法着实令人难以捉摸。从这一点，也能看出父亲尽管聪慧且学识渊博，但有时确实显得有些任性，甚至带着几分孩子气。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革命气质”吧。

父亲早年在乡里开办了一间私塾。然而，那时父亲的重心主要放在科举之上，对私塾并未太上心，仅仅找了两个学伴前来授课。这两位皆是父亲读私塾时的伙伴，只是与父亲相比，他们的天赋略显平庸。其中一位，连县试都未能通过；另一位离开私塾多年后，才好不容易中了秀才。当然，那时他们都还年轻，而且未中秀才并不意味着学问不佳。所以，他们留在私塾任教，而已经中了秀才的父亲，则是依照心情，偶尔过来讲讲课。当时，私塾的学生寥寥无几，不到 5 人，基本都是宗亲和同乡的孩子。他们送孩子来此的目的，只是希望孩子能认字，将来或能成为掌柜和账房，并没有让孩子走科举之路的打算。

当时我家的私塾，不过是使用了乡里一个极为普通的院子。这个院子，曾经是祖父提供给钱庄一位来自直隶的账房居住的，后来他返回直隶，院子便闲置下来。父亲顺势将其拿来开办私塾。那个院子，作为我家学堂的旧址，后来被列为县保护文物加以保护。我曾去过那里，那是一个极其狭小的院落，仅有三间房子和四个屋子。正房有两间被用作教室，鉴于当时学生数量稀少，两间教室已然足够。院子的两侧分别有两个厢房，东厢房用作教务室，西厢房则是先生休息的地方。

后来，由于伯父送宅这一事件，父亲总觉得那座陈家的豪宅仿佛是阻挡他们兄弟感情的一道屏障。于是，他毅然决定将这道“屏障”推倒。当时，他以扩建私塾的名义，想要使用那座豪宅。当他向伯父提出这个想法时，伯父不禁一愣，心中暗想：你究竟有多少学生，竟然要用这拥有 100 多间房的豪宅？难不成它比国子监还要庞大？然而，一向对弟弟有求必应的伯父，最终还是被说服了。反正这座宅子终归是要给父亲的，他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就这样，我家的私塾用上了那座豪宅。但起初，仅仅使用了前院的几间门房，其他房间根本派不上用场。不过，正门“陈府”的牌匾换成了“刘氏书屋”，两侧那对花岗岩的大石狮子依然屹立，单是这气势恢宏的校门，就已足够霸气。

话说回来，陈家为何会选择此处作为祖宅呢？对于当时在辽阳府赫赫有名的“布王”世家而言，必然是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