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宴请端木先生，其主要目的是让在日本接受过现代高级中学教育的端木叔侄出任我家私塾的外语和自然科学老师。由于在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大力提倡民办教育，所以我家在此期间成功申请到了书院的办学资格。

私塾与书院有着明显区别。私塾多为私人开办，规模较小，通常在塾师家中或小型场所授课，教学内容以传统启蒙教材和儒家经典为主，注重背诵和讲解，教学方式多为个别教学，塾师一对一指导，学生主要来自普通家庭。而书院一般由官方倡导或士绅捐资创办，规模较大，教学内容更广泛，除儒家经典外还涉及多个领域，教学方式有集体授课和个别指导，注重学生自学和讨论，学生来源较广，有一定文化基础，书院社会地位较高，是文化学术交流的场所。我家的私塾此时显然符合向书院转型的条件，但也没少花银两打点，不过这一切在以教育兴国为己任的父亲心中是值得的。前文书就提到过，对科举已死心的父亲一心投入到教育之中。

由于我家吃了洋务运动的红利，我家钱庄在我祖父和吴先生的管理和改革下，到了我伯父手中已经有了近代银行的影子，规模也是越来越大。我伯父的经商才能相比于我祖父，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我父亲和我母亲成亲后，在我外公的帮助下，我家钱庄于光绪二十一年在安东开设了分店，光绪二十二年又在省城奉天开设了分店，就这样我家钱庄实现了三店通汇，在辽阳、安东、奉天三地钱庄可随存随取。这可就和之前不一样了，要知道那时候可不太平，奉天劫道的土匪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抢劫本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再加之清末腐败极其严重，有的土匪甚至和政府官员称兄道弟，这就使得奉天的商人格外“小心”。

那时候的路不像现在，有很多路段行人稀少，正是土匪下手的好地方，特别是安东到省城这段路，有 700 里之远，中间山路众多。而安东正是现在的辽宁省丹东市，由于跟朝鲜仅一江之隔，而当时的朝鲜和现在的朝鲜可不一样，当时的朝鲜已被日本所统治，再加上其全面西化的改革和开放，让朝鲜成为了一匹正在崛起的黑马。而当时朝鲜又是日本和大清通商的主要陆路通道，所以别看安东只是一个小县城，却是当时商路的中转站。那些像外公一样的商人会通过安东和奉天这条路把大清的茶叶、瓷器、丝绸等运至朝鲜乃至日本，然后再把所得银两带回来。像我外公那种大茶商有自己的安保团队保护其商队，但那些普通商人则没有这个能力和资源，他们在安东到奉天的这 700 里这段“险路”基本不会携带任何“金银细软”，这样只会便宜了那些“山大王”，所以在安东通过钱庄把资金转至奉天则为当时大多客商的首选！

其实这种接近近代银行模式的钱庄在关内被称为“票号”，尤其是山西，但票号跟我家这种的钱庄还是有点区别的，具体就不赘述了。而我家钱庄为了利用我外公的资源，也把钱庄名改成为“隆丰号”，但实际跟外公的产业无任何关系！这时段我家的产业也来到了巅峰，就在戊戌年，我家三家钱庄的吞吐量已有三四十万两。我家钱庄总号虽在辽阳县，但熟悉东北的朋友可能知道，辽阳县城与辽阳府只有几十里路，可以说“城连城”，与省城也只有 140 里路。由于我家银庄已有几代人经商，所以口碑和影响都不错，甚至在省城说起辽阳“隆丰号”也是无人不知！

然而中国毕竟是有几千年的“小农社会”，所以在有钱后，往往都会投资土地，在那时候看来，这是最保险的“投资”。所以在我家钱庄越做越大的同时，我家也不停地扩大土地规模，从我父亲小时候的 4000 余亩土地到戊戌年已经扩大到 30000 余亩，即 300 公顷。在我小时候，北园乡百分之六十的耕地都是我家的，所以我家在辽阳府算不上首富，那也是能进福布斯的那种！然而我之所以强调我家有多么的“富有”，不是在炫富，而是想间接告诉大家我父亲为了办教育付出了多少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