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的天赋是否高于父亲，尚无定论，毕竟在“传统”学问方面，我此生都未能超越父亲！然而，这真的重要吗？那位来自广东南海、自诩“圣人”的康先生给出了他的答案！前文曾提及，父亲起初对维新党人创立的强学会持否定态度，可去年何姨家的一次杀猪之事，竟改变了父亲的想法。自此，父亲对维新党人产生了兴趣，还时常与曾加入《强学会》的亲家何姨的父亲何伯伯探讨大清变法之道，并豪掷 8 枚光洋订购《时务报》（维新党人黄遵宪于 1896 年创办，梁启超任主编，主要倡导变法主张及介绍西方国家制度）和《国闻报》（由严复于 1897 年创办并担任主编，主要介绍西方知识），以了解西方的文化、教育和制度！

在此，我要插上一段。为何说订购两份报纸堪称斥巨资？只因在清末，刊物大多为私办，读报之人稀少，广告费用不高且数量有限，报馆唯有抬高价格方能回本。顺便为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所用的货币及其购买力。我家开钱庄，兼营货币兑换业务，所以我对此颇为了解。当时主要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和光洋，光洋即光绪元宝，各地所产略有偏差但不大，我们奉天官定一枚 7 钱 2 两，我家用白银兑换光洋为一枚 7 钱二分半，用光洋换白银则为 7 钱一分半，那一分便是“手续费”，不然我父亲哪有钱娶小妾？这不过是句玩笑话，实则这是当时奉天各钱庄、银号不成文的规定。现实中，普通百姓鲜少使用这类硬通货，除缴税时必要兑换些白银和光洋，市场上普遍流通的货币是铜钱。当时，在我家钱庄，一两白银可兑 1500 枚铜钱，而兑换一两白银则需 1625 枚铜钱，那 125 枚便是手续费，以此类推，一枚光洋可换 1050 枚铜钱，而需 1150 枚铜钱才能换 1 枚光洋。为让大家有个购买力的概念，我来举些例子。当时市场上，一斤猪肉普遍价格在 45 至 50 枚铜钱，大米为 20 枚铜钱。这一价格和购买力自洋务运动后相对平稳，一直到民国大致如此，偶有小幅波动。一两银子的购买力为 33 斤半猪肉、75 斤大米，一枚光洋则可买猪肉 23 斤半、米 52 斤半。在奉天，一亩旱田依土地质量不同，约为 4 到 6 两白银一亩，水田则为 6 到 8 两白银一亩，关内价格略高，据说上海周边一亩旱田高达 15 两白银。奉天赋税一亩地约为 8 钱银子，辽阳县城一间普通房屋约 15 两白银，三进院豪宅可能要 300 两。我家在县城一间闹市街区的沿街二层商铺，每年租金为 35 两白银。一匹不错的蒙古马加车，价格约 150两 白银。家丁、丫鬟的工资大约为 5 两白银。我家私塾的先生若有秀才功名，每年薪酬 120 两。在餐馆吃一碗阳春面 40 文铜钱，吃一顿大餐加一壶美酒，一枚光洋便足够。至于与现今购买力的对比，各位请自行想象！

就在这种物价情形下，父亲花费 8 枚光洋订阅了这两份报纸的年刊，足见当时做一名知识分子成本之高昂！在这两份报纸的助力下，父亲俨然成为了一位“西方通”，尤其对新学（此新学并非儒家的一种学说，而是指区别于应付科举的“四书五经”，乃是近代教育，又称西学）饶有好感和兴致。但对于维新党人和康有为所倡导的变法，父亲在与何伯伯的一次论道中说道：“康有为，不过是一个自命不凡却缺乏实际政治才能之人。他怀揣着对西方制度的一知半解，妄图让中国全盘西化，却未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根基。维新党人在提倡变法时，表现出极度的急躁与盲目。他们急于求成，提出的一系列变法主张看似宏大，实则缺乏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他们没有充分预估到改革所面临的巨大阻力，也未制定出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策略。维新党人内部组织松散，缺乏团结和统一的行动纲领。他们过度依赖刚亲政不久的当今圣上，却未能争取到更多实力派的支持。如此一来，在变法过程中，维新党人必定不顾社会的承受能力，贸然推进各项改革措施，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和不安。他们对西方的模仿过于生硬，全然忽略了中国自身的文化特点和社会结构。总之，维新党人在其提及的变法方式中表现得既不成熟又不理智，他们必然失败，也定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混乱。”事实证明，父亲极具远见。次年 6 月至 9 月，中华大地之上，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狂妄的康有为和尚未进化成梁任公的梁启超带领着维新党人与政治小白“光绪”皇帝开始与“旧势力”展开切割和斗争。他们的变法主张并非不好，也并非不适用于中国，问题关键在于变法过于盲目且激进。而且，他们还将最为关键且重要的慈禧老太后也划归为“旧势力”。不得不说，变法还需老司机走新路，则像这种新司机走陌生路的，上路则注定要出事的！然后这位拦路虎正是慈禧她老人家。客观而言，慈禧当时确有归政之心，也愿意放手让光绪去干，但维新党人不但不将她老人家放在眼里，而且在变法伊始就将其视为敌人，件件变法都冲着她而去。要知道，变法本就是触动旧势力根基甚至灵魂的大事，而维新党人正如父亲所说，过度依赖一个刚刚有实权就打败仗的光绪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