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你介绍一下我父亲的启蒙恩师。吴先生具体叫什么名字，父亲从未提及过，但凡提及吴先生，父亲都是以“先师”来称呼。吴先生是直隶省永平府临榆县人，也就是后来的河北省青龙县，此地与奉天省仅仅隔着一个山海关，他的年龄比我祖父稍小一些。据说，吴先生家以前在东直隶也是大富之家，从事木材生意。他自己四岁便开始上学，十九岁娶妻生子，二十二岁时中了秀才，也算是少年得志。然而，中了秀才不久后，家里在给永平府衙做工程时，被指控“贪污公款，偷工减料”，他的祖父连同家人十三人被捕，后来用大部分家当换来了家人的平安，从此家道中落。吴先生声称是永平知府贪图他家财而设套诬陷，这使得刚中秀才的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科举上，无奈连续三次都未能中举，再加上本就为数不多的家产被他坐吃山空，这让本就家道中落且已成家自立的他不得不放弃职业科举之路，投身到生产当中。好在他之前家中经商，自己学会了算账的本领，再加上秀才的功名加持，算盘打得熟练且精巧。但由于得罪了官家，不得已出关发展。

辽阳县虽说只是一个县城，但实际离省城奉天只有一百四十里，离辽阳府则更近且交通便利。在闯关东的大潮下，这里变得富庶起来，起码比关内大部分地方要富裕。就这样，吴先生带着对家乡的憎恨来到了辽阳县城，并在同学的举荐下投奔了我祖父家的一个租客（前文提到过，我家在县城有房屋三百余间，其中大多在大街两侧，租给一些商人做商铺，各种生意都有）。在这位租客的介绍下，吴先生机缘巧合地到我家钱庄做了掌柜。当时的掌柜可不得了，不但要会算账，还要有管理能力和市场前瞻性。那时候钱庄的掌柜大概就相当于九十年代的农村信用社，而且我家钱庄还有典当业务，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典当这个业务很赚钱。要想做农村信用社加典当行经理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据说一个实习伙计要连干带学十年以上才能当上掌柜，且中间淘汰率极高。那时候像我家这样的大家族的买卖一般都是由自家人出任掌柜，但是我祖父很有经商头脑。在我曾祖父刚去世的时候，祖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分家，这样就让那些好吃懒做的亲戚们无空子可钻，也不用顾及亲属脸面，家中产业举贤而任之。这也是我祖父这支刘家产业能越做越大的原因。如果非要找缺点的话，那就是与亲人不和睦，所以大部分时间他是寂寞的，这也使得他总是教育他的两个儿子要相亲相爱。

话说回来，刚刚分家的祖父分到父亲生前的钱庄之后，就用心打点。起初是自己经营，家里的土地和房屋租赁都交由管家和账房来管理，自己一门心思地管理这个钱庄。随着钱庄越做越大，资金额不断增长，而祖父的能力和精力都不足了，于是通过租客的介绍聘用了吴先生。此时的吴先生三十出头，拥有足够的经营能力和读书人开阔的眼界，被祖父认可与信任。祖父虽然没什么文化，但知道读书人的优点，所以放手让吴先生去管理钱庄，自己则腾出来时间专心打理家里其他产业和家庭生活。钱庄在吴先生的经营下各项业务都在不断创造新历史。可以说我家钱庄后来在我伯父的手上可以有十余万两白银的资金吞吐量。一是因为吃了洋务运动的红利，辽阳县通过洋务运动开设了大量私有制近代企业，这就使得靠资金运转的商家越来越多，钱庄的生意也就好起来。然而洋务运动只是让部分商人和手工业者吃到了红利，普通百姓依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而这波疯狂的改革也让很多商家在企业转型中失败，在这波浪潮中被拍打了下来。众多商人就像吴先生家那样，结果钱庄的典当业务确实出奇的好。父亲形容那段时期就是百姓好，钱庄赚，百姓苦钱庄也赚！当然这些成绩跟吴先生的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我家也没有亏待这位吴先生，据我父亲说，吴先生在来到我家第六个年头时，也就是我祖父让他卸任掌柜专职给我父亲做开书教师的时候，薪水是每年一百八十一两白银加业绩提成。这个业绩提成我父亲也不知道到底多少，反正很多。基本薪水为何是一百八十一两呢？因为朝廷当时的一品大员年俸就是一百八十两（不含养廉银，购买力一般），比朝廷一品大员的年俸还要多一两。当然别说一品官员啦，就算七品知县靠这点俸禄都要饿死，但也说明我家对吴先生是不薄的。

但我祖父为何突然让他做我父亲的专职家庭教师，而停他掌柜之职呢？这就是我祖父的英明之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祖父认为儿子的教育更重要，与其钱庄换掌柜之后不确定的风险和自己儿子的前途相比，祖父的选择是英明的。在我父亲三岁半在他面前把《三字经》《百家姓》倒背如流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大富之家”变为“官宦世家”的可能性。再加上，我父亲神童般的表现，祖父认为吴先生起的作用很大。当然他更清楚的是一个秀才应该放在哪里。掌柜没有功名也不一定就差，做生意毕竟不是做官更不是搞学术研究，放一个读书人也没那么大的必要！再从商业层面上来讲，我祖父就更厉害了。吴先生来的时候正是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这阶段辽阳县那些手工作坊大多被西方的机器所代替。在“师夷长技以自强”六年后，基本在辽阳商场这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