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当然明白嘉靖的意思，当即告退，嘉靖希望严嵩和徐阶打成默契后再上奏，免得到时候又是一番风雨。

严嵩回到内阁后准备和徐阶摊牌，裕王府内，朱载坖也在和讲官们谈论京察的事情，和其他的官员们面对京察多少有些惴惴不同，朱载坖的讲官们对此都显得风轻云淡。

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属于翰林院官吏，本来按照制度，五品以下官吏都是通过部、院堂上官主持的堂审。在京察当日，所有应察的五品以下京官齐聚吏部，在吏部公堂听候自己的考察结果。

但是翰林院的官员不再堂审之列，原因也很简单，理论上在大明的制度上，根本没有内阁这个机构，内阁制度，其实从其职掌成员、官署移文来看，都是脱胎于翰林院制度的。而翰林职官群体通过多年的努力，逐渐把持了票拟之权，内阁学士们与翰林院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

内阁和翰林院是同出一源，掌内制、备左右，但又得不到正式认可的辅政机构。从内阁的法律地位来看，终明一代，内阁一直与其母体翰林院保持着至少是名义上的隶属关系。

现在的内阁的权力虽然已经超越了翰林院的职能范围。但内阁在性质和形式上始终无法突破明初翰林院制度的设计。其在政治上对朝政的干预无论从法律上，或者传统上都得不到认可。

大明会典中始终没有把内阁当作一个独立的官署，而是把它划入翰林院。就连内阁大臣也认为内阁超出翰林院之责的政治运转方式，在传统上是不正常的。

有鉴于内阁和翰林院的这种特殊关系，翰林院的考察，自然与其他官署不同，翰林院官员的考察，直接由掌院学士负责，然后由内阁考核后皇帝决定，不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

裕王府讲官们当然不怕京察了，掌院学士和阁臣只要不傻，就不会刻意和讲官们过不去的。所以讲官们倒是无所谓的，向朱载坖介绍着京察的相关情况。

在京察中，除了吏部之外，最重要的就当属都察院了。一般由左、右都御史会同吏部尚书主管京察工作。在南京则主要由右都御史承担总领京察的职能，右佥都御史辅助其工作，左右都御史一道同吏部尚书主持堂审，对于五品以下的官员开展堂审。

而吏科和河南道御史们则是直接负责京察中的具体事务。为填写五品以下京官的访单，科道官需广咨博访，在咨访结束后，才能着手填写访单。访单是由河南道都御史发送至道臣，吏科都给事中发送至科臣。吏科和河南道堂上官负责访单的分发、回收及回收后的会单。最后，在考察一系列流程结束后，科道官需对应黜而未黜的京官进行纠劾拾遗。

而京察的对象则是所有京官，包括内阁阁臣、大小九卿以及派遣在外的都察院下属的督抚等官，不过本次京察，虽然还未开始，但是火药味已经十分浓了。

上一次京察是嘉靖二十八年，当时严嵩才刚刚上位，不敢过于利用京察来打击异己，而现在严嵩已经坐稳了首辅的位置，当然要接京察大展拳脚，排除异己，好让自己人上位。

而李默作为一个强势的吏部尚书，也要借京察展现自己的权威，阁部之争已经初见端倪。

内阁与六部并无隶属关系，然而随着内阁地位的不断提高，阁臣便不满足仅有的票拟权，便要进一步侵夺六部之权以掌握具体政务。在严嵩和徐阶等人看来，吏部和都察院掌察机构不过是跑腿办事的。真正的决策还是得看内阁。

但是很显然，李默可不甘心当一个唯唯诺诺的吏部尚书，上任这些日子，大家已经看的很清楚了，李默对于内阁的态度就是：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主打就是一个叛逆，关键是他还拉上了礼部尚书王用宾一起，和内阁唱反调，指望吏部能够老老实实的配合内阁，那真是瞎了心。

而且不光是吏部和内阁，就是内阁中，徐阶和严嵩之间，也是暗地里不断过招，虽然看起来严党现在势大，但是徐阶的势力已经不可小觑，外有心学弟子，内有自己的门生，徐阶可是当过国子祭酒和翰林院掌院学士，还是嘉靖二十六年的会试主考，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尤其是在科道言官中，徐阶的弟子特别多，这次京察，徐阶估计想用自己在言官里面的影响力，一方面影响京察的结果，一方面让自己的门生走上重要的岗位。同时和严党的骨干多是部院大臣或者督抚，都是四品以上的高官，不用参加堂审而是自陈不同。

徐党的骨干，多是言官御史和六部的中下级官员，在京察中属于最容易被处理的官员，徐阶还要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门生，故而讲官们猜测，徐阶恐怕是这次京察中最积极的人。

因为严党骨干多是高官，四品以上皆令自陈，举职者留之，不职者退之，决定权都在内阁和皇帝手上，本来按照规定，所有的自陈疏交由通政司汇总，而后上交皇帝御批。但是每次京察时自陈疏一般超过百本，面对繁重的工作量，皇帝只能有选择性的批复，大多数官员的自陈疏是由内阁对其进行票拟，内阁票拟完成，交司礼监批红。

而通过自陈罢免官员，那是极其罕见的，每届京察因自陈被罢黜的官员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