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在战后立即派出信使，配以最优良的战马，将一封承载着拓跋鲜卑灭亡这一重大战果的八百里加急信件，火速送往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洛阳。

当那封沾满尘土与汗水的信件终于抵达洛阳，呈现在皇帝张循的案头时，正值黄昏，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洒在金色的龙袍上，映照出张循脸上难以掩饰的狂喜与激动。

他深知，拓跋鲜卑的覆灭，意味着漠北这片广袤的土地，将正式纳入华朝的版图，而且华朝将超越汉朝，永久性地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寇边劫掠问题。

汉朝只能封狼居胥，他则直接将狼居胥山纳为华朝领土。

为了巩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确保漠北的长治久安，张循当即下令，在漠北增设朔州，作为新设立的行政区域，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直接管理。

他选择了提前投降的达奚涿担任朔州州长，期望他能够成为连接汉族与鲜卑族民的桥梁。同时，张循还推行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政策——有限自治，旨在尊重鲜卑族的传统习俗，保护他们的利益，减少因征服而可能引发的民族矛盾。

这一政策，吹散了鲜卑人心中不少的阴霾，让他们感受到了华朝的宽容与大度，也为后续的统治和民族融合铺设了一条和平之路。

当然，张循也并非盲目乐观之人，他深知对鲜卑的控制不能仅凭仁政，更需铁腕。为了确保对鲜卑的有效管理，防止其再次成为威胁，张循剥夺了达奚涿等鲜卑各部落首领的军权，将其集中于朝廷之手。

在战场上屡建奇功的原北方军区副司令高顺，被任命为朔州军区的司令，肩负起掌控整个鲜卑境内军权的重任。

与此同时，张循还采取了更为深入的措施，让北方军区、洛阳军区、西部军区的大量将士与鲜卑兵混合训练，通过日常的接触与合作，加深双方的了解与信任。

这些来自中原的汉族官兵，与鲜卑士兵同吃同住、共同训练、并肩作战，逐渐打破了彼此间的隔阂，以实际行动赢得了鲜卑普通士卒的尊重和信任。

这一系列的举措，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鲜卑紧紧地绑定在华朝的统一伟业之上，为未来北方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华朝已经对鲜卑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但骤然的改变总是让一些人难以立即接受新的现实。

在漠北的广袤大地上，仍有一些零星的小部落，如俟亥氏，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亲眼见证龙城之战的惨烈，也未能感受到华军的强大，因此选择了反抗，试图通过反叛来摆脱华朝的统治，重新夺回失去的自由，并梦想着重新选出鲜卑的单于王，恢复昔日的辉煌，重新控制漠北广大地区。

然而，他们的梦想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击碎。

黄忠、张辽、吕布、高顺等人迅速派出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对俟亥氏部落的叛乱进行了围剿。他们充分利用下辖鲜卑族将士对漠北地形的熟悉，采取了灵活的迂回包抄战术，将叛军围困在一处险峻的山谷之中。

随着号角声的响起，汉族与鲜卑联军的将士们奋勇杀敌，所向披靡，他们的呐喊声、马蹄声、兵器交击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胜利的凯歌。

很快，俟亥氏叛军就被击溃，四散奔逃，俟亥氏族长被高顺亲自抓住斩首示众，俟亥氏部落的反叛之火也彻底熄灭。

这场战斗，不仅展示了华朝的军威和战斗力，更让其他还未完全归附的零星小部落深刻认识到了与华朝对抗的后果和代价。他们开始意识到，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华朝的统治，才能享受到和平带来的繁荣与安宁。

经过大半年的整合与治理，华朝终于成功地将北方鲜卑各族基本纳入了掌控之中。但是，表面的大胜之中，还有一个不和谐的音符——魁头，这位曾经的鲜卑首领，不仅又一次逃跑成功，并且蛊惑了一个名叫伊娄氏的鲜卑部落，一同逃往了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

魁头深知，自己当年得罪过华朝皇帝张循，一旦被俘，必死无疑。而伊娄氏部落的首领，则不完全是出于魁头的蛊惑，而是出于对个人权力的贪婪，不愿放弃作为鲜卑首领的尊贵地位。

毕竟，一旦归附华朝，他头上就要多出许多上级和约束，而且还要交出军权，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对普通牧民作威作福，享受奴隶主的特权了。

面对魁头和伊娄氏的逃跑，张循并未感到意外，他深知，要彻底平定北方，就必须将这些不稳定因素彻底清除。于是，他下令北方军区吕布和朔州军区高顺继续联合出击，前往大鲜卑山围剿逃跑的魁头和伊娄氏，誓要将北方彻底平定，不留任何隐患。

吕布与高顺，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大军踏上了前往大鲜卑山的征途。他们知道，这一战，不仅是对魁头和伊娄氏的围剿，更是对北方稳定的一次重要考验。因此，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誓要以最快的速度，将魁头和伊娄氏捉拿归案。

而面对华朝的大军压境，魁头和伊娄氏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压力。他们知道，自己根本无法与华军正面抗衡，于是选择了逃避和隐匿，试图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然而，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华军的追击如同附骨之蛆，让他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