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第一个分税制，把朝廷税收与地方税收分开，建立起朝廷、地方的二级税收体系。

夏原吉虽然此前从未听过，但他脑子里几乎下意识就蹦出了两个关键词——“包税制”和“空印案”。

包税制的历史相当久远，差不多可以追溯到五代的后唐时期。

用《资治通鉴》的记载：“（后）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后唐末年国家风雨飘摇，已经无力对朝廷控制的营田进行管理，便募集豪强地主输纳定额租赋，那朝廷就把营田转交给对方经营，而不再征税。

因为后唐朝廷的如此做法，导致对州县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连缉捕盗贼流寇都无法做到，差役兵丁也难以足额。

这是包税制在五代乱世的，到了北宋局部统一天下，社会的安定带来商业的高度繁荣，为了征收商税，北宋朝廷专门成立了“商税务”，并在全国各州县共设立有1830多个。

但即便如此，依旧很难顾及分散乡间的小集市。

于是乎，大聪明的北宋朝廷便决定“课（税）额少者，募豪民主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按照这个规定，凡是商税额在一千贯以下的小集市，一律都要实行“包税制”，对外称“买扑”，也即由官府先测算出该集市今年应收税的总数，再让当地的大商人出钱承包，然后大商人再向商贩们自行征收，官府不会再管。

如此一番，收入的盈亏都由大商人负责，朝廷稳坐钓鱼台。

北宋朝廷尝到了其中甜头，又在之后继续推行年课税千贯以下的酒务、道店等商税，从而“让人定年额买扑，更不差官监管（《宋会要辑稿》六）”。

元灭宋，包税制也被继承下来，并且进一步发扬壮大，承包税种之多、范围之广、数额之大迅速超越了两宋。

早在元太宗（实际是蒙古帝国皇帝，元太宗是元朝建立后追封，没有年号）十年，蒙古人便学习两宋的包税制，在中国北方全面推广。

在当时，有包天下河泊、桥梁、渡口之税的，有包燕京酒税的，更有甚者，还想以100万两白银包天下之盐税的。

时任蒙古帝国中书令耶律楚材（砥柱中流折，藏舟半夜移）坚决反对，并奏请废除包税制。

他在奏折中干脆写道：“此皆奸人欺下罔上，为害甚大。”

只可惜，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窝阔台的重视，因为包税制确实是让蒙古缓解财政压力的最简单，也是最快捷的方式。

到了太宗十一年，一些不法官员干脆勾结回鹘商人进入中原，进一步承包了大量税收。

至此，包税制在蒙古帝国一发不可收拾，并进一步将影响延伸到了元朝建立。

一直到元朝灭亡，它的财政税制都是严重畸形且不稳定的。

而空印案却是离得很近，虽然案发时间有所争议，但大致都在洪武初年上下。

按照明初时候的律令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及下辖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递钱粮和地方财政收支、税款账目明细。

而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所提交的数额必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方才能够结项。

如果有一项数额对不上，那整个账册就都要被驳回，并且重新核准填报，再重新盖上地方官府印信。

洪武年间，大明的都城在南京，所以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前往南京报账。

再加上，当时报账押解的税收大多都是粮秣等实物税，所以在运输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所损耗，出现账目与实际对不上的情况。

所以，若是全部依照律令来办，稍有不对就要打回重报，江南地区的官员还能接受，可云贵川、两广、山陕诸地的官员可就要倒了大逼霉了。

为了防止无休止的来回往返，浪费钱粮时间，凡是这些地方前往户部报账的官员，一般都会事先准备好盖过印信的空白备份账册。

这在元朝就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惯例，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

可朱元璋发现了空印的做法后，对此非常厌恶，因为他觉得这会给地方贪污大开方便之门，而且还会将税权放还给地方，导致地方逐渐糜烂失控。

这场洪武大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是：主印官员（即掌握印把子的人）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

《明史·刑法志》记载：“时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谏……系死者数万人……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

方孝孺《叶郑传》说：“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

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杀了七八万人，《国史概要》也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

史载，空印案爆发的当年，天象有所变化，朱元璋下诏求言，就有空印案的家属兄弟郑士利上书朝廷。

郑士利认为，朝廷要办空印大案，是害怕空印被有心人利用，欺上瞒下祸害地方，但这是不可能的。

郑士利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