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第1执政模仿马耳他岛上的军事医疗骑士团旗帜（红底白十字架），建议在救护车上插有1面醒目的白底红十字旗。此外，每1名出现于战场的医护人员，在他们左肩上的袖章，同样也是白底红十字的标识。

为此，安德鲁授予佩尔西上校代表法军统帅部，向德意志联军司令部与军医官们，发出了1份公开倡议：希望双方武装军事人员不要主动袭击，任何悬挂或是佩带有“红十字旗帜和袖章”，因为他们属于救治伤病员的车辆，以及救死扶伤的非武装人员。

在传统的野战医院里，外科医生将根据军衔大小来依次治疗伤员：军官首先治疗，接着是士兵，俘虏放在了最后。

数周前，闲不住的拉雷军医官再度向第1执政提出建议，要求在进行治疗时完全不考虑等级和敌我，“只是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来评判治疗的顺序”。

作为军级野战医院负责人的拉雷医生清楚，那些受重伤的人，如果能在受伤之后的1小时内接受手术，将有很大的生存机会，因此他认为“那些受到重伤的人必须首先得到照顾”。

在思索片刻，并征询了督政-府同僚与部长们的意见之后，安德鲁随即以第1执政官的身份，向战地总医院的负责人佩尔西上校，转发了拉雷军医官的“分诊”建议。

很多时候，穿越者怀疑佩尔西与拉雷2人属于“8字不合，天命相克”，1件小事都能闹得水火不容。不过，1贯惜才的执政官又不愿意处罚两人中的任何1个，于是他自己就充当了中间人。

回到拉雷军医官的建议上，安德鲁也强调在同等状况下，己方受伤官兵的优先救治原则。

另1方面，在佩尔西总军医官要求下，安德鲁否决了拉雷要求所有重伤员必须在1小时内实施手术的建议。因为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根本做不到，即便是修订过后的3到5小时，也是勉为其难。

此外在安德鲁看来，战壕里的糟糕环境，根本达不到实施手术的基本消毒标准，容易造成1次次的医疗灾难。

当年，安德鲁率部远征加泰罗尼亚期间，有数据统计证实，在非消毒环境下匆忙接受外科手术的官兵，其未来两周内的存活率仅有30到40左右（其他战场存活率更低），可伤员1旦转运到环境较好的野战医院实施手术，其存活率将提升到70到80。

不同于野战医院的流动性质，坐落于科布伦茨的后方综合医院建于1795年6月，是依照安德鲁执政官的命令建造的，是1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1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科布伦茨综合医院也是巴黎、斯特拉斯堡、里尔、梅斯和兰斯医学院的重点实习基地。

事实上，科布伦茨战区总医院就是法兰西医学院巴黎第1附属医院的1个翻版，包括外科、内科、骨科、康复医疗、药剂科、麻醉科、皮肤科、口腔科与5官科，甚至连普惠随军家属及周边居民的急诊科、妇产科、小儿科等，都应有尽有。

在建造格局上，总医院的所有房屋都是两边开窗，便于通风。而且医院内外、病房与手术室的卫生消毒也是严格实施。

与后方综合医院不同，野战医院的性质决定了它属于1座流动的“帐篷医院”。

得益于标准化的实施，野战医院的建设非常快，1般只需要1天时间，它的所有东西都是装在1个个箱子里面，功能以每个箱子的颜色进行区分，绿色箱子代表门诊部，红色箱子代表住院部，黄色箱子代表手术室。

至于上述物件的运输工具，除了传统的大帆布马车，如今更多的，则是在莱茵河及其众多支流，畅通无阻的蒸汽运输船。

野战医院的内部讲究卫生、穿戴，房间很少杂乱无章，从整齐排列的病床看的确能说明这点。1列病床有分隔的标记，表明是将病患者根据病情的轻重程度分类。

至于病室大都宽敞明亮，空气流通，数量多却整整齐齐的病床分列两旁。室中间放置1桌1椅，供护士记录或操作时用。

当然，如果前线的战事过于频繁，必然会导致野战医院为了及时抢救更多伤员，不得不越来越靠近战场，导致医院的内外环境大打折扣。

1792年，对外战争爆发时，法国-军队约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和医疗助手4千名。其中约有8百名是外科医生。

然而，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水平也不高，随军外科医生抱怨药品、绷带和床位的缺乏。战争的头18个月，法军在战场上损失了600多名医生，另外还有很多失踪在革-命动乱中。

到1793年上半年，军队已拥有大约2750名内外科医生。但因为同年晚些时候军队规模的迅速扩展，救国委员会于8月颁布了1项法令，规定所有18至40岁的内外科医生、医学生和药剂师都在服兵役范围内。而这1规定，延续到了安德鲁与督政-府时期。

只是在1793年年底，国民公会忽然关闭了法国所有大学、学院和专科院校，也包括18个医学院和15个外科专科学校，因此阻碍了对更多军队医务人员的培养。

与此同时，为了随时有可替换的医生群体，国民公会在关闭医学院的同时，又特别批准在斯特拉斯堡、里尔、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