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

“据称秣陵有王气，主公以为如何？”

顾雍果断反对。

“主公，似有不妥也。秣陵对岸，即9江郡历阳县，如此反而不如不迁。”

诚然如此，秣陵是后世南京，距后世是马鞍山的历阳仅1江之隔。

朱治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秣陵县，与朱治的老家故鄣县同属于丹阳郡。

谁还没个私心呢？

同理。

顾雍、6逊等等1众吴郡士人，向孙权提议将治所还于吴郡吴县。

而整个淮泗集团，包括吕范在内，皆1言不发。

庐江郡被朝廷收复之后，大江之北的淮泗地区，如今已全部归属于朝廷。

因此，失去了乡里的淮泗集团，对孙权迁治所之事，便显得漠不关心。

而最终，孙权在斟酌再3之后，还是选择尊重吴郡士人的意愿，将治所迁至吴县吴城。

位于长3角的吴郡（后世苏南、浙北沿海地区）是鱼米之乡，而且吴郡河道纵横、漕运发达，境内震泽（即太湖）1带，又天然适合种植水稻。

因此，孙权最起码不用发愁，自己应该如何养活数十万士民、兵卒。

遑论吴城因河道纵横、地形复杂之故，犹可使卫府铁骑发挥不出任何机动优势。

朱治在仔细思索以后，也不得不承认，相比于丹阳郡诸多城邑，吴县确实有得天独厚之优势。

如是般，此事商议妥当之后，孙权1锤定音。

“便如此，待来年春耕之后，我等便迁治所于吴城！”

于是乎，当日下午……

1封封密信，便犹如雪花1般，被暗藏于丹徒、江都之车马行细作们，送至许都。

与此同时，车马行1部分精干细作，开始6续行动、提前赶赴吴郡吴城进行布局。

赵旻情报网之强大，早已远超孙权想象。

与去岁腊月时相似，今年腊月的许都，年味儿愈发浓郁。

辛苦奔波、忙碌1年的士、民、兵卒们，大多皆已回家窝冬、准备过正旦，但仍有1部分舍不得放过挣钱机会的商贾、摊贩，趁此机会贩卖年货、继续营业。

红灯笼、红旗幡、红对联、红吉服、牌匾上的红锦绣、城墙上的红大纛、红旗帜、红条幅，仿佛使许都陷入1片大红色之中。

在赵旻引领下，后世春节的习俗，逐渐被引入到了大汉的正旦之中……

尽管这两个节日，实则是同1天。

而这大红色……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1章继续为您说。

《晋书》对司马睿与牛睿的源流辩诬，完全不上心。

基本是照抄前人的旧史。

从叙述上看，大抵沿袭《晋阳秋》与《宋书》，称元帝生父为“牛氏小吏”。

从另1方面看，唐朝国祚源自隋朝，隋朝源自北周，北周源自西魏，西魏源自北魏。

如果从“统绪源流”考订，那出身关陇贵族集团的李唐，无疑是奉北魏为正朔。

因此贬低南朝之主，也可以侧面抬高自己的正统地位。

《晋书》杂揉各派，不仅将司马睿的身份搞得十分荒唐，而且具有强烈的“因果业报”色彩。

《晋书》称其生母夏侯氏与小吏牛氏私通，奸生牛睿。

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晋书元帝传》

如果结合《晋书后妃传》，会发现景怀皇后夏侯徽，是被丈夫司马师亲手鸩杀。

后（夏侯徽）知帝（司马师）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2年，遂以鸩崩，时年2十4。--《晋书景怀皇后传》

以此推之，夏侯氏同族女眷，靠身子替家族报仇，给司马氏戴绿帽，也便显得天道循环，果报不爽了。

司马睿的血统问题，滥觞始自东晋孙盛，至于后来的官修史书，则是照猫画虎，甚至添油加醋。

但无论是《晋阳秋》、《魏书》、《宋书》还是唐修《晋书》，对司马睿的身份勘定，均为“牛家子”。可见此说波流极广，深入人心。

当然，从该说的成因缘由来看，又各有不同。

《晋阳秋》撰写于东晋时代，实际是对永嘉南渡的痛心，以及对白板天子的鄙夷。可见南方当时便对东晋帝室颇为轻慢。

《魏书》作为北朝史书，对南朝自然是极尽污蔑，乃至添枝加叶过了头，将小吏牛钦，误写为后将军牛金。

《宋书》的情况则比较特殊。

刘宋虽然得国自东晋，但刘裕对司马氏则完全持敌视态度。

因此刘宋国史（撰写于南齐，但作者沈约曾仕宦刘宋），也蔑称晋元帝为牛家子。

《晋书》的情况与《魏书》相似。

因为李唐的统绪，源自杨隋，杨隋又源自北周、北周源自西魏、西魏源自北魏。

因此李唐的立场，无疑站在北朝1边。

贬低南朝皇帝，也可以衬托自己的正统。

这实际是“古代史的当代应用”，属于借古喻今的常见手法。

司马睿与牛睿的血统之争，那属于基因领域的研究工作；

但是对此记载逐步回溯，追寻源头，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