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均有生育男丁的记载：杜氏生秦朗，尹氏生何晏。

曹操在曹昂死后（197）数年间先后纳杜、尹诸夫人，很可能便是受此观念之影响，即迷信生过男丁的妇人，容易再生男丁。

当然，相比于司马昱、刘裕等人的“来者不拒”，曹操在纳妾标准上还是存在1定要求的。从曹氏诸妾室的相关记载看，她们多为美貌孀妇，可知曹操并不似刘裕1般为了求子而胡乱临幸，这可能和曹操当时膝下有子存在关系。

司马昱、刘裕属于没的选择，曹操尚有少许选择，因此在纳妾范围上亦稍有松动，不尽为已婚已育之妇。

推此而论，建安9年（204）曹军攻屠邺县，“袁氏妇子多见侵略”，甚至出现了曹操、曹丕父子共争甄氏的伦理丑闻，很可能与甄氏的人妇身份存在关联。

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孔）融乃与（曹）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后汉书孔融传》

从曹操“令疾召甄”的焦急情绪来看，他对甄氏存在较强的贪恋之心，这或许不尽源自甄氏的非凡容颜，也可能是曹操借助杜氏、尹氏等人生子的成功案例，进1步迷信纳人妇为妾有助于诞育男丁。

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氏）。左右白：“5官中郎将（曹丕）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世说新语》

甄氏彼时已2十有2，之前是否有过生育情况，史书不详；不过按她与曹丕成婚后“生明帝及东乡公主”来看，似又进1步佐证了曹操的猜想，即纳人妇有助生子，尤其考虑到曹丕原配任氏与之成婚多年，却1无所出的历史背景。

文帝纳（甄）后于邺，有宠，生明帝及东乡公主。--《魏书文昭皇后传》

（文）帝欲遣任氏，（甄）后请于帝曰：“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狗贼王沈《魏书》

这1段，诸君只看“帝欲遣（撵走）任氏”即可，后面的都是王沈狗贼大放狗屁！

曹操“好纳人妇”之事，在无形之中又影响到曹丕。

除甄氏之外，曹丕的宠妃郭氏（前文之郭女王）亦具备类似出身。

郭氏的早年经历十分复杂，“丧乱流离，没在铜鞮侯家”，直至“太祖为魏公时”才“得入东宫”。

是时郭氏已年过3旬，比曹丕还年长3岁，在汉魏时代属无疑于中年妇人，之前很可能有过婚史。

（郭氏）早失2亲，丧乱流离，没在铜鞮侯家。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魏书文德皇后传》

只可惜…个屁！如此恶妇，活该不得善终！

苍天有眼，郭氏未能为曹丕生育子嗣，最终竟被迫收养甄氏之子曹叡。

可知欲求子嗣，即使广纳人妇也未必是良策，不能保证得偿所愿。

曹操“好纳人妇”的相关记载，严重左右并误导了后世读者对此事的理解，甚至视之为曹操的特殊性癖，诚为遗憾。

其实对曹操这种出身豪富的膏粱子弟而言，“美色”绝非其最终追求；

美女对其而言，唾手可得，不过是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

狗贼王沈《魏书》所云“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悉以赐有功”即是对曹操心态的最佳注解。

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王沈《魏书》

然后…可耻教授以杜夫人调侃曹老板和关2爷…

哎？

狗贼王沈和可耻教授还真有缘！

都是狗腿子嘛！

言归正传。

至于曹操为何要在建安年间（196-220）大4纳妾，广布恩泽，以至年逾6旬仍在辛勤耕耘，其核心原因在于其身份地位的改变。

作为军阀集团的首脑，曹操不再是寻常乡宦，他需要替曹魏军政集团的未来负责。在乱世之中，原定继承人随时可能暴毙身死（比如曹昂），因此曹操必须保证子嗣繁茂，多多益善，此即董昭所言“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

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魏书董昭传》

若子嗣寡弱，休说奠定基业，只怕身死国灭近在眼前，东汉诸少帝即为前车之鉴。

在此背景下，已婚已育之人妇，虽无完璧之身，至少证明过其生育功能的完善，不至出现曹操原配丁氏那般的不育状况；因此不仅曹操好纳人妇，后世司马昱、刘裕等人亦好此道，且诸人在“求子”方面均取得了理想的结果。此非性癖所致，而是现实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曹操“好纳人妇”，便如司马炎“后宫万数”。历代学者多将司马炎视作荒淫之徒，实不尽然。日本汉学家通过探讨司马炎的后妃家世构成，认为晋武帝乃是欲通过缔结婚姻来笼络门阀世家，并非纯出于淫欲，此说甚有发微之意，可供参考。

注意：见安田2郎《西晋武帝好色考》、渡边义浩《西晋司马氏婚姻考》。

小鬼子对3国魏晋的研究，都比可耻教授强。

1言蔽之，探讨政治人物的行径时，不仅要知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