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饷镇压”，导致了更加剧烈的民乱。

崇祯这个冤大头，也便顺理成章地吊死了。

今海内民穷已极，物力几何？有额编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杂项，有见征又有带征。顷者催使4出，追呼遍野，敲朴淋漓，民间鬻子析骨之惨，种种不忍见闻。--《崇祯长编》

这与刘协何其相似？

赵旻焉敢还政于此昏庸之辈？

朱由检死前1定很不甘心。

他在位十7年间，不观歌舞，不近女色，苦读圣贤书，还经常延揽学者在宫中讲授经典，最终却沦为亡国之君。

何也？

其实问题就出在“圣贤书”上面。

中国的圣贤书，劝人向善不假，却把历史的尔虞我诈、政治的阴暗冷酷1笔抹杀；或者微言大义，美其名曰“春秋笔法”。

宫廷教师在给皇帝上课时，也断然不敢涉及这些阴暗面。

试想，皇帝长期接受这样“干净”的教育，能懂得什么人情世故？

历史上绝大多数守成之主，能力都庸劣不堪。

因为这种宫廷教育，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培养出1个“学术修养很高、情商水准很低”的儒士。

更多见的情况，则是培养出1个“既不学无术、又耽于逸乐”的昏君。

窃以为，若朱由检不那么敬业，或许明朝国祚还能延长数十年。

虽然最终还是会完犊子。

没办法，明朝的社会体制，已经决定了其国祚不可能太久。

经济严重畸形嘛！

朱由检，与刘协相似之处不少，所以，由其人做引子，咱们来引申讨论1下3国皇帝们。

曹刘孙3家的子孙辈、素质远逊于父祖辈，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甚至留下了“扶不起的阿斗”1类的谚语。

实际操作中，在“圣贤书”的问题之外，又有新的情况。

即：封建王朝的创业之主，本身就是历史的捏造者。

这就导致其后世子孙，对权力更迭的认知，更加模糊。

先来看捏造历史最离谱的曹魏：

曹操作为“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人间枭雄，戎马3十年，对民俗百态、人情世故可谓了如指掌。

然而在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曹操总是不惮于撒谎的。

最典型者便是袁曹的复杂关系。

袁绍作为曹操的昔日主君，曾在曹操创业之初（西历190-196）给予了巨大的助力。

袁绍不仅先后表奏曹操为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还在张邈之乱（194-195）时伸出援手，拯救曹操于水火之中。

（曹操）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袁绍）唯强幹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响震，（吕）布众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任。--《为袁绍檄豫州》

然而随着曹操的最终胜利，袁绍的历史功绩遭到1笔抹杀，不仅2人昔日的“君臣关系”被讳称为“盟友关系”，曹操还污蔑袁绍有称帝之志。

绍复使人说太祖曰：“今袁公势盛兵强，2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于此？”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王沈《魏书》

逆贼王沈已经将史书改到面目全非。

考虑到《后汉书袁绍传》有万余字，而《魏书袁绍传》仅有3千字。

曹魏政权对袁绍的贬低、篡改可谓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如果不是因为袁绍实在绕不过去，恐怕王沈等人都不想给袁绍立传。

再者便是对战绩的篡改。

比如官渡之战（199-200）时

《刘晔传》、《武帝纪》言之凿凿，称曹操以“56千疲敝之众”抵抗袁绍“十万大军”。

因为这个谎扯得太过分，被裴松之为代表的后世史家相继嘲笑。

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裴松之

《魏书》对战绩点窜过甚，甚至出现了前后纰漏。

比如斩文丑时，《武帝纪》宣称曹军战马仅有6百；

但《钟繇传》已经明确提到关中诸将“贡马2千”助战官渡。

裴松之对此又嘲笑道“钟繇的马在哪里”。

按《钟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2千余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6百余匹，繇马为安在哉？--裴松之

至于赤壁之战（208），曹操被孙刘联军大败，险些死在华容道。

其人甚至连江陵（南郡郡治）都丢了，吓得余生不敢再南下。

（曹）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山阳公载记》

如此惨痛的失败，在《魏书》中竟被美化为“疫病起，曹公主动烧船退兵”。

轻拿轻放到这个地步，可谓弥天大谎。

（曹）公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