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等无赖，大约也是此时正式加入密谋的。

至正始十年（249）正月，酝酿已久的政变1旦骤发，曹爽党人惨遭杀戮，嬗代遂开。

早在明帝托孤（239）之前，曹魏内部对司马懿的忠奸褒贬，便呈现两极分化状态，但彼时大抵是以正面评价为主。

司马懿持负面评价的高级官僚，有侍中高堂隆、司徒陈矫、右将军夏侯霸等人。

当然，严格说来，还有开国之君曹操。

《晋书》是出了名的秽史，原始材料被司马群贼篡改过无数遍就不说了，甚至唐初修书时还被李世民“指导创作”，导致舛谬频出。

可考历史：李世民对《晋书》修订极为关切，甚至亲笔为其中部分传记做赞语。

奈何两晋不是汉末，没有《后汉书》佐证，所以，姑且引用之。

《晋书宣帝纪》记载，曹操认为司马懿“鹰视狼顾，无人臣之相”。

魏武察（宣）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3马同食1槽，甚恶焉。--《晋书宣帝纪》

虽然此说波流甚广，但从史源角度（唐修《晋书》）考察，可信度并不算太高，大约来自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杜撰。

尤其考虑到司马懿在武帝朝官阶低微，不过是1名年轻的太子幕僚；可知曹操绝无可能提防如此。

这种写法，与《魏书高柔传》当中的“武帝欲诛柔，故授予险职”是相同的调子，大抵是发迹之后的附会之语。

再看高堂隆：

高堂隆是曹叡在潜邸时的老师。

身为帝师，对明帝自然有匡佐劝谏之责。高堂隆临终遗言，是“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

黄初之际（曹丕时代），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魏书高堂隆传》

从时代背景（237）看，他口中的“鹰扬之臣”，说的便是彼时屡立军功、威势正盛的司马懿。

咳咳，本书中的功臣之1，陈矫：

矫资历极高，是群雄割据时代广陵太守陈登的幕僚，在魏1路官至司徒（3公）。

在明帝询问陈矫对司马懿的看法时，陈矫表示“司马懿是朝廷之望，但并非社稷之臣”。言下之意，无非是司马懿有才无德，缺乏忠义之心。

（明）帝忧社稷，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魏晋世语》

陈矫籍贯徐州广陵，与围绕在司马懿身边的河北士人自然不属于同1圈子。因此他对司马懿的评价，更加客观。

最后看夏侯霸：

夏侯霸是夏侯渊次子，长期担任讨蜀护军，累迁至右将军。

夏侯渊与夏侯衡（霸兄）两代与曹氏联姻，夏侯霸的政治立场1目了然。他对司马懿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好话的。

在曹爽覆灭（249）后，夏侯霸亡奔川蜀，对刘禅表示“司马氏自当作家门”。所谓“作家门”即谋逆篡代。

夏侯霸奔蜀，蜀朝（指刘禅）问：“司马公如何德？”霸曰：“自当作家门。”--《魏晋世语》

虽然夏侯霸这番话，是在曹爽死后才有感而发，但也不难看出，他在入川之初便敏锐地预言了事后发展，可见他对司马懿的腹诽，必然早已有之。

由上可知，至少在明帝时代（227-239），曹魏阵营中的功勋元老，对司马懿的评价便产生了严重分歧。

综上所述，司马懿的“忠奸之辩”，绝非在正始年间（240-249）才出现。

我们了解1下正始初年的“权归台阁”

齐王曹芳继位之始，即正始元年（240），曹爽与司马懿作为辅政大臣，分享最高权力（录尚书事）。

览查《魏书曹爽传》与《晋书宣帝纪》，2人的政治待遇，书法几乎完全相同；唯1的差异，便是曹爽的大将军，班次略在司马懿的太尉之上。

但“录尚书事”（总揽朝政）的权力，说明了彼时2人完全对等的政治地位。

拜（曹爽）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魏书曹爽传》

齐王即帝位，迁（司马懿）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曹）爽各统兵3千人，共执朝政。--《晋书宣帝纪》

由于司马懿在地方设置“大中正”，垄断了选举权，因此曹爽讽喻夏侯玄致书司马懿，欲改易制度，详见《夏侯玄传》。

之后曹爽又授意群臣推举司马懿为“太傅”（上公），希望通过地位上的尊崇，使司马懿在“录尚书事”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使尚书台奏事先呈报自己，从而得制轻重。

（曹）爽白天子，发诏转（司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魏书曹爽传》

有1种观点，认为曹爽尊司马懿为太傅，是明褒暗贬，这是不对的。因为无论是太尉（3公）还是太傅（上公），均是荣衔，并无实权。

司马懿真正的权力，来自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