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防患未然”的环境下，曹操晚年亦掀起数次肃反大案，清洗许县汉臣（218）、与首鼠两端的魏臣（219）。

至于袁绍阵营内部，渤海系（即旧人系）、河北系、颍川系等诸多派系相互攻讦、日夜争斗；且不说河北系内还另有韩馥系（沮授、田丰、审配、鞠义等），令人眼花缭乱。

在此环境下，如果贸然迎接献帝，不仅1无所得（地理原因），还可能因为袁绍与献帝的旧怨（另立刘虞），而导致“1生不曾安分”的献帝，在邺县更加猖獗地作妖，加速袁绍政权的崩溃。

袁绍另有所谋，且手段相当现实。即令曹操将刘协迁治鄄城，方便监视。

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实。--《后汉书袁绍传》

鄄城在兖州济阴郡，袁绍从弟袁叙是济阴太守。且鄄城虽然名为曹操辖区，距离邺县却1步之遥。若有变故，袁绍可立即“兴兵自取”。

袁绍想避免“逢迎天子”之害，却能坐享“接近天子”之利。可惜曹操亦是奸雄，自然洞悉要害，1口回绝，最终2人反目。

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曹操巨奸之人，尚不能避免“挟天子”之害，袁绍想又当又立（即令天子迁治鄄城），自是痴人说梦。

另1方面看，绍与刘协的旧怨以及尴尬的地理位置，导致他无法如曹操般享受“挟天子”之利，且必将深受其害，故几经思虑后，袁绍最终放弃，最终强弱易主，功败垂成。

由是观之，结合前文，袁绍或许无称帝之心，但必有借天子号令天下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