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臧洪传》

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4世5公，海内所归。”--《蜀书先主传》

此事形成的原因，便是云某先前介绍过的“2重君主观”。

在科举制出现以前，举主与受举人的关系，比后世的“师徒关系”羁绊要强固得多。甚至不乏为举主赴死者（如臧洪、田畴）。

更重要的是，“3互法”的存在，使得任官需要避籍，但作州郡吏则不需要，即所谓“官避吏不避”。

因此往往会形成“外地人做长官，本地人做幕僚”的现象，且幕僚与长官，在“隶属关系”之外，又存在“举荐与受举”的感情羁绊。最终形成了独立于朝廷的地方势力。

这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关系，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非常相似，即“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现代普遍称之为“2重君主观”或“2元君主制”。即只知有上司，不知有皇帝。

上1章云某提过，袁绍于族中本来地位卑贱，但由于其人才华、魅力、折节下交等优点，他最终从袁氏子弟，甚至包括嫡子之中脱颖而出，并得以享受“袁氏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的好处。

这也从侧面佐证了袁绍“化逆为顺”的权谋手段。

再说“宽仁容众”，关于这1点，云某必须骂袁绍！

因为，这个天杀的容的是士族豪强胡作非为，4意欺压剥削老百姓！

从袁绍的早年履历中，可以看到与其交结者，或是海内名士（何颙、许攸、5孚），或是地方门阀（荀彧、荀谌），要不干脆就是东都洛阳的贵游子弟（曹操、张邈）。

（袁绍）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5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英雄记》

可见权门出身的袁绍，虽然颇能折节，却自视甚高。

1方面袁绍懂得矫情自饰，虽然个人生活无比奢侈，却摆出1副廉洁朴素的样子，避免名士许邵的非议。

袁绍公族好名，为濮阳长，弃官来还，有副车从骑，将入郡界，绍乃叹曰：“吾之舆服，岂可使许子将（即许邵）见之乎？”--《汝南先贤传》

另1方面袁绍内心骄矜自许，虽然与曹操交游，却鄙称其为“鹰犬之才、赘阉遗丑”（见《为袁绍檄豫州》）。

曹操作为太尉之子，尚被如此对待，普通百姓在袁绍眼中会是什么地位，也便不言而喻。

实际就袁绍的统治来看，冀州的百姓过得相当糟糕。史书记载的“袁绍在冀州宽仁得众”，说的主要是当地豪强的拥戴，而不是普通百姓的拥护。

他麾下那些丑事，不再列举，咱们看看他的龟儿子！

袁谭在青州纵横不法，指使自己的狗腿子抢钱抢粮，还4处抓壮丁，乃至“猎捕百姓如猎鸟兽”。

（袁谭）令草窃市井而外虏掠田野。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9州春秋》

推而论之，高干（袁绍外甥）在并州，袁熙在幽州，恐怕其作为比袁谭也好不了多少。

田余庆在《袁曹之争与世家大族》1文中，认为袁绍是东汉政治的延续，即代表豪强门阀的利益诉求。

这个见解极为精洽。

这也是袁绍让云某深恶痛绝的1点！

最后，说“临危奋起”。

这话就是说，袁绍在绝境时，会产生超人的力量。这1点实际是袁绍最大的优势，也是常被读者忽略的地方。

袁绍有1个特殊属性。即外部压力小时，其行为会显得平庸甚至荒唐；随着压力增大，其思路便逐渐清晰明朗；在生死关头，则会神明附体，雄壮豪迈。

1言蔽之，外部压力越弱，袁绍的能力便越弱；外部压力越强，袁绍的能力便越强。到了生死关头，袁绍则会产生超人的意志与才华，因此经常能够逆境翻盘。

先谈谈袁绍在顺境的谜之行为。

初平元年（190）关东军阀讨董时，诸将日夜置酒高会。彼时的袁绍，不过1介渤海太守，且已经引军进屯河内（司隶校尉部），丧失了根据。

袁绍身为盟主，不思进取，在董卓西逃时也不派军追击，反而跟着诸将1起饮酒作乐，最后“食尽众散”（见《臧洪传》），贻笑大方。

建安4年（199）刘备叛曹，杀车胄而据下邳。袁绍面对刘备的求援，遣骑兵队助战，协助刘备大破曹军先锋（王忠、刘岱）。

在大好形势之下，田丰劝袁绍出偏师袭击颍川许县（曹操老巢），袁绍却在小胜之后，滋生了怠惰情绪，居然以“儿子生病”为由，拒而不纳。最后刘备被曹操击破，袁绍错失良机。

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太祖至（小沛），击破（刘）备；备奔绍。--《魏书袁绍传》

其他蜜汁行为不再列举，可见袁绍在顺风局，经常滋生出懒惰骄傲的思想，所以干出蜜汁举动。

再谈谈袁绍在逆境的超人才华。

袁绍谋夺冀州（191）的过程，其实相当坎坷。韩馥最初并未让位，两家已经开战。袁军半途断粮，被韩馥长史耿武讥笑为“婴儿在股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