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出抖抖索索的双手接过银票，崇祯确实被感动到了。

满朝衮衮诸公，谁不是腰缠万贯？

更有哪皇室宗亲，如福王朱常洵者，在李自成攻破洛阳时，从他家中抄出的白银达数千万两之多。

运金银的马车足足运了三天三夜！

可是，当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之际，却无人愿意拿钱出来救助百姓或捐助军饷。满朝官员都只会盯着自己的钱袋子。

国库之中空空如也。

粮仓之内饿死老鼠。

自己的皇袍一穿就是十四年！

可纵然如此，却无人愿意为自己分担半点。倒是这眼前这位被遗落在海外之人，世世代代怀着着赤子之心，祖祖辈辈惦念着要为国家交上赋税。

而且一交就是十万两！

忠臣啊！

这就是朕的忠臣！

崇祯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话来，那双疲惫的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雾气，若非一直坚强地忍着，眼泪早就掉下来了。

王昊见状，便又接着说道：“吾王家祖训，有提到“国家”二字，祖宗曾言：先有国，才有家。国之不存，家之安在，覆巢之下，难有完卵！

末将万里归来，见到山河破碎，国家危倾，心痛欲裂。

愿助陛下外驱强虏，内治祸乱；扫平屑小，重整河山！”

“好，好，好！”

崇祯重重地拍了拍王昊的肩膀，对王昊道：“爱卿一片忠心，朕已知之。此去登莱练兵，大胆去干便是。

不要有太多顾忌，若有地方官员故意为难，可直接告诉朕，朕饶不了他们！”

随后，又皱了皱眉头，有些为难地说道：“只是这军饷方面”

“陛下放心！”

王昊见崇祯有些为难，便又说道：“微臣无需朝廷提供一钱银子的军饷。”

“不可！”

崇祯摇了摇头道：“百姓困苦，自筹军饷，非为良策。”

这是担心王昊像左良玉、刘泽清等人一样，抢劫百姓钱粮养军，导致民怨沸腾。

“微臣也绝不向百姓征钱征粮。”王昊道。

“那么爱卿又是何意？”崇祯不解地问道。

王昊笑了笑，开口说道：“微臣只要皇上一道圣旨，允臣在登莱和无锡两地，增开市舶司，用市舶司所收之税以养水师。

市舶司，也就后世我们所说的海关。

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开海以来，明朝一共设立了三所市舶司，分别设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这三所市舶司，基本上都是控制在郑芝龙和一帮地方官吏的手上，很少有税收交给京师的朝廷。

而王昊想增开两所市舶司，就是想分郑芝龙的蛋糕。

不过，对于王昊的提议，崇祯并没有马上应允。

崇祯有些为难。

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增加通商口岸的问题，在这件事上，崇祯也做不了主。

按理说，大明朝有海疆共一万多公里！

现在却只设了三个市舶司，这是完全不够用的，甚至是形同虚设。

想想这个时候的交通有多落后就知道了。相隔几百几千里路程，又会有多少人愿意在货物出海之前，还屁颠屁颠地跑到你市舶司去交税？

这个问题以前不是没有讨论过。

但是，每次都是被大臣们否决。

有不少“一身正气”的“刚直”大臣因此而当庭痛斥皇帝，说皇帝这是要“与民争利”，更有甚者，还有人因此而在朝堂上寻死觅活、痛哭流涕，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挟皇帝，将除去市舶司之外的其它所有的商税都给废除了。

在整个大明朝万里疆域，现在也就只有这宁波、泉州、广州这三个市舶司在收取非常少的商税，而且所收之税也很少有进入朝廷的国库之中，甚至还不够给市舶司的官员和护卫队们发薪水。

这就是大明朝末年的现状。

说到增加土地税和人头税，大臣们都会一致拥护。

因为大臣们和秀才举人们，都是不要交人头税和土地税的，连依附于他们的百姓都不用交人头税和土地税的。

而说到商税，大臣们就会一致反对。

因为这些大臣们的家庭家族，几乎没有不经商的。所以，征收商税的行为就是“与民争利”，征收商税的皇帝就是“无道昏君”。

说白了就是不该杀了魏忠贤。

若是魏忠贤还在，大臣们哪敢如此猖獗！

见到崇祯为难，王昊又马上退而求其次。

对崇祯行了一礼道：“那就不增设市舶司吧。不过，据微臣所知，在东南海域，倭寇海盗甚多，微臣出兵保护这些海商免遭倭寇祸害，收些保护费用总是可以吧？”

收保护费。

现在的福建总兵郑芝龙就是这么干的。

自从做了福建总兵之后，郑芝龙就规定：凡是东南沿海经过的船只，都要悬挂一面郑家的旗帜，不悬挂郑家旗帜者，统统剿灭。而悬挂郑家旗帜者，每条船每年要缴纳三千两银子的保护费，连西班牙、荷兰等国的船只也不例外。仅这一项收入，郑家每年就可以得到上千万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