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握着缰绳继续驱马前行想了想继续道：“说到底除了东汉末年乱世之时需要大量的马匹来充作战马，在这之前的战事中需要一些战马，

只要需要的数量不是特别多，偌大的帝国凑一凑还是能凑出需要的战马的，因此便没有一个掌权者会重视养马这件事，

更何况自刘秀之后的汉朝是极其崇尚儒学的，比西汉之时还有过之，没有哪个真正想掌权的人愿意花很多的心思、精力在养马这种穷兵黩武之事上呢？”

西汉时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统一思想，崇尚儒学，但是忠君观念并未得到重视。

东汉时期，则在崇尚儒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忠君的观念，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强化。

东汉之所以强化忠君观念，是因为吸取了西汉覆灭的教训。

西汉虽然崇尚儒学，但是儒家思想中的忠君问题却未得到重视，这使得汉末王莽专政时期，朝野上下，乃至平民百姓之间，拥护王莽者众多，反对者声势较小，而且多是以拒绝入朝为官的方式默默抗争。

这表明在西汉人心中并没有强烈的忠君观念，使他们为了维护西汉政权奋起反抗。

东汉光武帝吸取了这一教训，在即位后，对不为王莽新朝服务的官员大加赞赏，表示自己尊崇节义的立场。

由此可见，东汉儒家忠君观念之所以强化的原因，实在是西汉遗留的历史教训。

首先是天人感应学说的扩展深化。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中，以天降符瑞来解释某一姓氏成为君主的合理性。

这使得王莽时期，大肆宣扬符命说，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理性。东汉建立后，光武帝更加注重引用符瑞，并且将天降符瑞命名某一姓氏成为君主的解释权收归皇帝手中，让天意为汉家皇帝服务。

在日常生活中，符瑞得到了膨胀发展，使得生活中带有神秘色彩，并且用神秘性论证刘家成为天下之主的合理性。

这为忠君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认为臣子应该尽心尽职忠于皇帝，不应有非分之想，否则就要遭受天罚。

其次是构筑刘姓正统的意识形态。东汉皇帝一改西汉时期不问修史的状况，由统治者领导史官修史，公开干预私人修史。

这使得东汉时期的史书在体例上就表现出刘氏正统的观念，将那些篡位者放入列传之中，确立了抑逆扬善的历史观。

由于史书是为了后世流传之用，一些官员害怕后世名声不保，因此逐渐增强了心中忠君的观念。

他们已经将忠臣名称看作是超越生命和一切的价值归宿。由此可见，干预修史对忠君观念强化对作用。

东汉比西汉更加重视儒学教育，东汉自建立之时，就继承了西汉对儒学的崇尚，并且重视儒学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崇尚儒学。

这使得一批士人学习儒经的热情高涨，儒经中重要的忠孝节义观念自然也渗透到了他们的意识中。

所以，即使在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堪，人们也不敢妄动自立为王的心思，但是敢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只有在东汉末年这些割据一方的豪强枭雄方才敢明目张胆的扩充起军备，重视起养马的事业。

其次是东汉改革完善了选士制度，忠君观念的强化只靠教育时不够的，只要将教育与选拔人才的制度联系一起，才能更加强化人们心中的忠君观念，因此，东汉从以下几方面完善了选士制度。

其一便是东汉重视有气节的士人，尤其是那些隐逸之人，如光武帝非常礼遇牛牢等人。气节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只要有气节，才能刚直不阿，忠于君主。

其二东汉完善了西汉时期孝廉取士的制度，其重视的原因也是为了维护统治稳固。因为儒家经典将忠臣必出孝子之门作为圣训，将孝子和忠臣联系起来，这对忠君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西汉末期，政治昏暗，一些易姓改朝的言论层出不穷，但是东汉末期，社会统一黑暗不堪，但却出现了一批贤臣支撑着东汉政权，维持着东汉的存在，如蔡邕、谢弼等人。

此外，西汉末年，王莽乱政，朝中无人敢正面反抗。而东汉末期，社会动荡，各种势力纷争不断。

但是汉王室却能靠它代表政权存在的皇室年号继续存在三十年，其易姓之难由此可见。

汉末共出现两次清议活动，他们希望皇帝能够亲贤臣、远小人，并且坚决的与宦官势力斗争，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

但这并不是为了反抗皇权，取而代之，相反是为了皇权稳固，政治清明，统治能够长治久安，所以，他们哪怕牺牲生命，也不惜劝诫皇帝，由此可见，东汉儒家忠君观念已经达到了高潮。

一炷香的功夫不到，曹爽一行便驱马到得洛阳垒内，城门口巡逻守卫的将士纷纷向曹爽行礼，

洛阳垒中马厩的位置很明显，有几匹军民还拴在厩中饮水避暑，众人栓马匹之时马均又接过曹爽路上的话道：“东汉中后期的儒生亦是个害国不浅的玩意儿，忠君是没有错的，但也不能任由着宦官、外戚这些轮流着来挟持着天子，掌握着天下大权，

任由着汉室就这样腐朽下去，要做到这些没有手中没有武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