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吴国这边孙权却是在前两年才新建的苑城里找了个安静的地方亭子、一旁皆是绿树百花环绕，还有一方盛开着荷花的池塘，消解着百日的暑气。

孙权负着手望着那辽阔的湖面、思绪也透过那湖面跨越了长江、一直延伸到浩瀚的海面之上，忧心着他吴国所派出的三只人马的收获，

毕竟这些在现在可是他吴国为数不多的家底了，再折损下去，那吴国可真的就是没救了，不过忧心归忧心，但他还是相信水军的实力的，放眼现在的天下还是很难寻到对手的，

除了那会使诈的女婿之外，这一提起他这个女婿曹爽就很是令他头疼，但他另外一个女儿鲁育的夫君朱据也是不令他安心，自从他立了和儿为太子之后，便眼里愈发的没有他这个君父，只有太子，这可不行，绝对不行！

即便是如此自己也还得忍耐上一段时间下，得等出征的诸葛恪、全琮等人回来方才能对付他，现在朝中之事还是的靠这个丞相撑着，

即便朱子范是自己宠爱的女儿的女婿，但他触犯了自己的逆鳞也是不行的，太子只是储君，他这个吴国真正的君主还活得好好的怎可就这样被他人架空，

哪怕这个架空自己的人是太子、他也不能容忍，正所谓“自古皇家无父子，从来帝王少兄弟”，这是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改变、放下的，

哪怕他现在拥有的只是天下三分之一的江东之地亦是一样的，要提防身边的很多人，他知道一直以来他的臣子之中都有人说他的猜疑之心太重了，可谁又知道他也是被逼如此的呢？

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如果把“利”换成“权”字，这句话一样成立。

这其中，皇权作为权力的最高表现形式，更因其唯一性和排他性，不仅催生了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宫斗大戏，还导演了一出出惨绝人寰的人伦悲剧，史记他是仔细的读过的，那里面就有很多血淋淋的例子在里面。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中国历史正式跨入春秋，并开启了一个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

这一时期，不仅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兼并，诸侯国内部也屡屡出现以下犯上、臣杀君、子弑父的恶性事件。

据司马迁统计，整个春秋时期，先后有三十六位君主死于儿子或臣下之手，这还不包括流亡国外的。

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则是楚成王的太子、后为楚穆王的商臣。

起初，楚成王打算立大儿子商臣为太子，就因此征求令尹子上的意见。

子上说：“仆不同意您这样做。首先，您现在年纪不算太大，儿子又多，而且还有几个是您特别喜欢的。您现在立了商臣，如果过几年又想改变主意了怎么办？按照楚国的传统，太子一般是从年轻人中间选出。而且商臣这孩子，从面相上来看，不是一个仁德的人，所以仆不建议立为太子。”但楚成王没有听从，执意立了商臣。

没过多久，楚成王果然后悔了，因为他看小儿子职越来越顺眼，于是又计划换掉商臣。

商臣听说了这个消息，非常紧张但又不确定真假，便问老师潘崇怎么办。

潘崇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姑姑江芈不太喜欢你，你可以请她吃饭，然后故意怠慢并惹怒她，她可能就会透露一些有用的信息。

事情果然像潘崇所料，江芈愤怒地说：“汝真是个不成气的东西，怪不得汝父王要换掉汝！”说完拂袖而去。

之后潘崇给了他三个选择：甘心被换、逃亡国外、弑父自立。商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个。

当年十月，商臣先下手为强，率领亲信部队逼杀了楚成王，自立为王，是为楚穆王。

这种君王被弑（不一定是为儿子所弑）的情况之所以在先秦时期非常普遍，除了所谓的礼崩乐坏之外，关键原因还在于世人没有大一统和君权至上的观念。

秦始皇混一六国前后，法家人物强势登上历史舞台，在完成国家一统的同时，帮助君主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中央集权，君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尤其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君权神授”之说渐渐深入人心，包括君王在内的所有人对此深信不疑。

韩非子对帝王们说，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一定要牢牢掌握，这样才能有效驭下。

韩非子又说，作为帝王，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共享。如果把皇权与别人同享，奸小们便会蠢蠢欲动；如果法令摇摆不定，君主自身安全就不能保证；而如果处罚不果断，邪风就会压倒正气。

在这种思想的反复灌输下，皇权从此神圣不可侵犯，任何觊觎或者染指都会受到来自帝王的无差别打压甚至杀戮，孙权也毫不例外的做了，

哪怕他在建业修了些佛塔、佛寺，但是依旧没有一颗慈悲的心，坐在这个位置上还能有一颗慈悲心的话，那也就离身死国灭不远了吧，更别说他了，就算是汉武帝也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十一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席卷了整个长安城——这就是让大汉帝国伤筋动骨的“巫蛊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