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方家四口整整齐齐地过年。

也是第一次，方家的年夜饭如此丰盛。

过年才特供的花生瓜子糖块，猪肉白菜馅的饺子、油炸带鱼、咯吱盒，还有陕北乡亲送给方言的鸡蛋做成的煎鸡蛋。

桌上，甚至摆着8毛一斤的零拷白酒。

“你们俩也大了。”

“今儿过年，都陪妈喝点酒吧。”

杨霞先给方援朝遗像下面的杯子倒满，接着给方言、方红倒上酒。

“妈，姐，小妹，新年快乐，干杯。”

方言举起饭缸子。

“干杯！！”

众人有样学样，“哐当”碰杯。

方燕喝了口麦乳精，“哥，为什么要把这个煎鸡蛋，盖在炸带鱼上面？”

“这是你哥的一个夙愿。”

方言道：“我插队的时候，日子紧巴巴的，整個大队过完年、走亲戚，每家每户都会端上这样的菜，咸鱼或许不是带鱼，但肯定有鱼，不过，只能吃鸡蛋，绝对不能吃鱼。”

“为什么？”方燕诧异道。

“因为这条鱼是借来的，整个大队，可能就这一条鱼，谁家来了客人，就借到谁家，然后在外面裹上鸡蛋，等鸡蛋吃完，就得赶紧把鱼往下一家送。”方言道，“有时候我看着嘴馋，可一想把鱼吃了，还怎么归还啊？”

包括方燕在内的三人面面相觑。

“是不是很惊讶？”

方言摸了摸方燕的头。

“现在不用馋了，吃鱼，年年有余！”

杨霞心疼不已，不断地往他碗里夹鱼肉。

四人欢天喜地地吃完团年饭，杯盘狼藉，忙活忙活，差不多到了守岁的时候。

屋外，传来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声响。

隔了很多年，终于又听到了鞭炮声。

那段火红日子，讲究移风易俗过春节。

不准放鞭炮、不准滚龙舞狮，甚至搞出个“十不”，不接财神、不送灶君、不供天地、不贴门神、不烧香、不烧纸、不磕头、不上庙、不写春联，主打一个破除封建迷信。

“砰！”

“啪啪啪！”

此时，方红陪着方燕在胡同里放鞭炮。

方言呆在屋里，脸上微醺，和杨霞围着火炉，唠家常来打发时间，收音机播放着《红灯记》里“光辉照儿永向前”那段的钢琴伴唱。

毕竟，虽然央妈在78年就复播了春晚，可家里又没有电视，根本没法收看。

“妈，我去洗洗睡了。”

方言打了声哈欠，站起身来。

“岩子，你等等，先跟妈来趟屋里。”

杨霞关掉收音机。

方言看她神情严肃，心里不免疑惑，跟着来到她的房间，就见她锁上了门，神神秘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票和一捆钱。

“这些你拿着。”

“妈，这是什么……凤凰牌的自行车票！”

“你小点声点。”

“妈，这票您从哪里弄来的？”

方言顿时睡意全无。

这年头，一张自行车票绝对是宝贝。

70年代买自行车是各单位领到券，然后组织职工抓阄，谁抓上，谁就可以买。

80年代不需要抓阄了，但是也不能随便买，需要工业券才可以买。

少说十几张工业券才抵一张自行车票。

偏偏这种工业券，只有挣工资的在职职工才有，每人每年到手的也不多，普通民众就更没有了，可是结婚，恰恰又少不了自行车。

就像前世，要有车有房有存款。

这年头是既要36条腿，又要三转一响，也就是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和自行车。

以至于哪户人家假如结婚，都要托关系去借、去买工业券，甚至为了一张提货的“白条”，不惜重金求购，但依旧一券难求。

“你姐不是评上了劳模和先进嘛，这是厂里年底给的奖励。”杨霞笑道，“正好你挣了一大笔稿费，再添个几块钱，就能去提车了。”

“我姐的？”

方言恍然大悟，“那不行，我不能要！”

“这是你姐跟我商量的，就当作你参加工作的礼物。”杨霞说。“年后你就要去《燕京文艺》上班，总不能走着去西长安大街吧。”

“不用，我弄张公交月票就行了。”

方言摆了摆手。

“花这个冤枉钱干什么！公交月票要三四块钱，一年就是三四十块，这钱要是不花，攒个四五年，又能再买一辆凤凰牌！”

杨霞没好气地白了眼。

方言虽然很眼馋凤凰牌自行车，这可相当于自行车里的劳斯莱斯，但还是摇头婉拒。

“你这孩子，有辆自行车，多方便。”

杨霞道：“坐公交，万一赶不上呢？”

方言不以为然，“妈，您是不知道我那个单位，就这么说吧，编辑部里平常根本见不着人，我就算迟到个把小时，也是第一个到。”

“人家那是老同志，是固定工。”

杨霞幽怨道：“你呢！你是合同工，不好好表现，小心别人不给你转正。”

方言说：“妈，您就放心吧，至于这张票嘛，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