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中国人了解多少？你以为我长得不像中国人对吗？那我告诉你，中国有十几亿人，像我这样的人有好几万呢！”我瞪着眼睛叫道。

通常情况下，每当有人质疑我的中国身份时，我的情绪都不太好。

——“嗷，嗷！原来是这样啊！”女警察包容地笑了。

——“一看你就不信我的话，你要不信……可以和我讲汉语，你看看我的母语到底怎么样？”

我神情激动地说着。

——“呵呵……可惜啊，我不会汉语，不过，我对中国人还是了解一点的，我老家的房子就坐落在冼星海大街上。冼星海你知道吧？”她看着我问道。

还没我回答，李白玲就伸着脖子问道

——“这里有冼星海大街？在哪里？”

——“冼星海大街不在这里，它在我们的旧都阿拉木图。看来他还真是个名人，你们都知道他。”女警笑道。

——“冼星海是中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我们当然知道了！”李白玲说。

——“他的《黄河大合唱》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作品！”我补充道。

——“冼星海大街不在阿斯塔纳，不过一个有关冼星海的电影《音乐家》就要在这里开拍了。”女警说。

——“真的呀？”

——“是有关冼星海的？”

——“千真万确！还是中哈合拍的呢。”女警察说。

在中国，冼星海可谓家喻户晓。但他在哈萨克斯坦的这段短暂而传奇的经历，却鲜为人知，可很多哈萨克斯坦人都知道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故事。

1940年5月，冼星海化名“黄训”，远赴莫斯科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纪录片制作停顿。

冼星海从莫斯科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居无定所、贫病交加之时，他遇到了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

拜卡达莫夫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位需要帮助的同行，于是他把冼星海带回了家，安置在他的姐姐达娜什家中。

一位只懂中文、英语和法语；另一位只会俄语和哈萨克语，但他们用音乐书写了中哈两国人民间伟大的友谊。

在阿拉木图期间，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合作，创作了大量包括《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着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

冼星海在这里的传奇故事让我和李白玲唏嘘不已。

——“你对他的作品了解的比我还多，看来真正孤陋寡闻的人是我啊，惭愧，惭愧！如此说来我真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了。”我说。

——“我老家的住宅就在冼星海大街上，自然就对此了解的多一些。”女警察谦虚地说。

——“你知道吗？她妈妈可是歌唱家！”我指着李白玲说。

——“对了，你妈妈不会也唱过冼星海的作品吧？”我看向李白玲问道。

——“让你猜对了，她还真演唱过《和黄河大合唱》。”李白玲自豪地说。

——“太了不起了！”女警察满眼的艳羡。

——“你们这里有杯子吗？”

友善和蔼的女警察让我喜欢的不得了。我几乎都忘了自己是在警察局了，我激动地站了起来，眼睛在房间里搜寻着。

这时，那个带我们来的警察回来了。他看了我一眼表情好像也不像开始时那么嫌弃了。

他径直走到那个女警那里好像在告诉她，我们的身份已经确定了。

女警察微笑着点点头。那个年轻的警察脸上也浮现出笑容了。

我跑到饮水机那里拿了几个纸杯，往里面倒了些威士忌，对大家说：

——“敬我们伟大的音乐家！中哈友谊万岁！”

他们俩对视了一眼，看着我笑了，似乎有些犹豫。

——“我看到你们已经下班了！”机灵地李白玲拿起杯子说道。

李白玲的话让他们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变得轻松了。

我把杯子递给他们俩，他们没再拒绝。

——“敬冼星海！”

——“中哈友谊万岁！”

品着威士忌的女警察对我们说：其实，他带我们来这里也没别的意思，就看到是天太晚了，我们俩喝得不少，他怕我们有危险。

我和李白玲一边不停地表示感谢，一边指天发誓地说我们俩绝对不是酒鬼，这次绝对是偶发事件，并保证遵守这里的法律，再也不会给警察添麻烦了！

我把那瓶威士忌送给了女警察，她高兴地向我们祝贺新春快乐，还贴心地让那个年轻的警察用车送我们回酒店。

原来《杜康》不仅可以解忧，还可以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