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前一天，南乙去了医院。

已经是十月中下旬，北京忽然就变了天，路边的银杏不知什么时候就金灿灿的了，晃得人眼发酸。他在门诊大楼外买了份糖炒栗子，拎着去往耳鼻喉科。

刚到门口，他一眼便看到了父母，小跑过去，没开口，只扬了扬手里还冒热气的栗子，对着爸爸南维成打了个[对不起我来晚了]的手语。

南维成笑得温柔，伸出手。他乖乖弯腰，让爸爸摸头。

“你爸本来都不想让你来的，怕耽误你上课。”

“课上完了我才来的，放心。”他剥了一颗板栗塞妈妈手里，“妈，医生怎么说？”

“没说什么，得先做几个检查，我去缴费，你陪陪你爸。”

看见一个空座位，南乙带着父亲过去。从小到大，医院几乎成了他最熟悉的地方，小时候是爸爸带着视物不清的他四处求医，现在是他陪着听障残疾的爸爸。

平时在外沉默寡言，可面对父亲，南乙打起手语来又快又多，像个真正的孩子，总爱一口气说许多话。

[爸爸，我马上就要去集中录制的地方比赛了，学校那边我也办好了手续，你们放心，有时间我会溜出来看你们的。]

父亲的手语打得很慢。

[比赛会很辛苦吧，你要多睡觉，多吃饭，别担心我和你妈。]

没有多的座位，南乙蹲在父亲面前，摇了头。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南维成取下身后的旧背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他，打手语解释。

[上次你在家找这个，没找到，你妈还以为是她打扫卫生不小心丢了。我们把家翻了个遍，在你衣柜的角落找到了，带过来给你。]

盒子里放着一条项链。

细细的银链子上缀着一枚红色拨片，正面是一颗心脏的手绘线稿。拨片微微旋转，露出背面的手工刻字痕迹——YIYU0731。

孔是他钻的，链子也是他自己穿的。

拨片是秦一隅的。

这是他巡演第一场安可时扔到人群中的。很玄妙的是，那么多人伸手去抢、去接，谁都没接到，那枚拨片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可南乙回家时，脱下外套。

咚——

拨片落地的声响。

他握紧了项链，对父亲笑了笑，又伸出大拇指，微微弯曲了两下。

[谢谢。]

失而复得是件好事，可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随身戴着，而是连同盒子收进口袋。交完费的母亲折返回来，三人一同去做了检查，在医院花了一下午时间，依旧没有得到一句准确的、肯定的答复。

这样的事他们早就习惯。

为了给外婆的枉死讨一个公道，父母四处奔走，殚精竭虑。怕影响南乙，他们很少在他面前提。无论是求助媒体，还是举大字报抗议，父亲从没带过他。只要在家，他们就会给南乙一个和美的、与仇恨无关的氛围。

但他太聪明，小时候放学时，只要看到是舅舅来接，就知道爸爸妈妈又去“想办法了”。

10岁的某个深夜，母亲接到电话，带着他匆匆赶到医院。在急诊病房里，父亲躺在床上，血从他的耳朵往外淌，染湿了床单和围巾。

站在门外的他，靠一些只言片语拼凑出答案——被殴打、擦伤、骨折，比起这些，最严重的是突发性耳聋，需要立刻做人工耳蜗移植手术。

那一刻，南乙想起前几天语文课上的命题作文——我的父亲。他一向不擅长写作，但那篇偏偏得了高分。老师让他当众朗读，他别扭地快速读完坐下，同桌投来羡慕的目光。

“原来你爸爸是同声传译啊，好厉害！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开会的时候给外国人翻译，特酷！”

走廊的消毒水味刺激着他的鼻腔，酸涩难忍。

求医这事一直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坎，从没顺利过。

术后，父亲感染了严重的并发症，植入失败，而自体耳蜗也完全被破坏，彻底耳聋，几次补救、治疗，仍旧无可挽回。

他偶尔还会去看之前父亲参会的工作视频。那时的他身着正装，专业、自信，和如今在小面馆里沉默煮面的中年人判若两人。

北京，港城，北京，7岁，14岁，18岁。在城市与城市的周转间，时间和时间的覆写下，这个家庭被磋磨到只剩一根尖刺，孤独地闪着寒光。

“别这么大压力，反正咱们现在也挺好的。”

徐盈的话将思绪拉回现实。

[是啊，就随便试试吧。]

他笑了，点头说好。

只有在父母面前，他才会从尖刺变回小孩。

想到南乙就要去比赛，徐盈忍不住嘱咐：“去了那边多交点朋友，都是玩音乐的孩子，应该也会有很多共同话题吧。名次不重要，凡事尽兴最重要。”

说完她停下来，笑眼盈盈，抚摸着南乙的手臂，“反正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孩子。”

南乙没说话，抱了抱母亲，父亲站在一旁背着手微笑，他并没能听见母子二人的谈话，但也读懂一些唇语，因此也打了一句手语。

[不求第一，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