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不务正业，比如什么博士、司农丞代鸿胪寺出使，很常见了。

大理少卿孙伏伽出班：“此案涉及人数众多，而员外郎多数免罪。人都有求生之心，谁肯平白出头去死，本官很为员外郎的判决担心。”

这么搞，仁倒是仁，可那十七个贼首甘愿去死吗？

反咬一口怎么办？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

崔仁师从容回应：“审理狱情，即便是杀人、剁脚，也必须符合法理，又怎么能担心受牵连，而知道冤枉不受理的？”

“青州造反，除了十七人的挑唆，更主要是因为遭灾减产，日子快过不下去了，才闹腾起来的。”

“究其根本，是地方官府没做到位所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造成什么实质的损失。”

“就是下官错了，能多让十余人活下去，也是好事一件。”

孙伏伽无话可说了。

其实，在大唐初期，对于造反的处置，一般都是惩首恶、轻从犯的。

没办法，隋末的大乱，人口锐减，需要大量的人口来恢复生机。

人口不够，税赋就不够，支撑打仗的钱粮就吃紧。

贞观三年打突厥，钱粮都是从帝后牙缝里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