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怪百姓们如此兴奋，自古以来水旱灾害都是制约相县发展的症结所在。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顽疾，相县百姓的生活必然会好许多。

相比起百姓们的热烈，老啬夫却是面色凝重，他也不顾地上躺着的两具尸体，上前向王吉问道：“敢问国相，如何才能解决水旱灾害？”

王吉笑道：“此事易耳，所以有洪涝灾害者，盖因大雨不断致使河水暴涨，河水或冲垮河堤，或漫过堤坝。解决之法无非两种，加固、增高堤坝，或多挖湖泽于河水暴涨之际为泄洪之所！”

“再依托各地湖泽广修水渠，降雨过多则引水入渠最终汇集进入湖泽，降雨过少则引湖泽之水灌溉农田。如此何惧旱涝之灾？”

不得不说，王吉有心加固堤坝、兴修水利的确是利国利民的想法，哪怕有些想当然，至少初衷并不坏。

不过老啬夫担任乡官半辈子，所见自然非王吉能够比拟，很快就洞悉了其中最关键之处，当即出声问道：“修筑堤坝、广挖湖泽、沟渠自然于民有利。然老朽心中还有些许疑虑之处，请国相为老朽解惑！”

王吉挑了挑眉头，笑道：“老啬夫若有疑问尽管直说，本相必知无不言。”

老啬夫环顾四周百姓，道：“无论修筑堤坝亦或是开挖湖泽、沟渠，都需要大量人力、财力，人力可以通过征发民夫解决，那么财力可是官府帮忙出？”

王吉脸上笑容僵住了，继而说道：“老啬夫言笑了，汝掌乡间税收，自然知晓这些年官府收税艰难、财务紧缺，哪有多少余钱？”

老啬夫逼问道：“既如此，钱从何来？”

王吉略作沉吟，道：“本相欲发水利捐，由县内官吏与士族豪绅牵头捐钱，县内百姓也按人头捐，如此必能筹集兴建水利之资！”

王吉话音落下，众人尽皆哗然。

后世有个成语叫做苛捐杂税，其中捐和税是两种概念。

税，禾字旁，多以粮食作为缴纳品，是朝廷规定必须缴纳的粮，就比如田税与刍稾税。

汉代田税三十税一并不重，几乎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低，哪怕当今天子加征每亩十钱，税收也并不算重。刍稾税是根据土地面积征收，每顷3石刍和2石稾，也可用折算成钱缴纳。

除了税以外百姓还需缴纳赋钱。

赋，贝字旁，多以钱财作为缴纳品，也是朝廷规定必须缴纳之钱，就比如户赋、口赋、算赋、更赋、献费等。虽每种赋所缴之钱并不算多，但所有赋加起来税收就非常重了。

就好比如今杀婴之事频繁发生，就是百姓为了逃避孩童每年的口赋二十三钱。

二十三钱看似不多，但这只是一个孩子的口赋，这对刚刚被杀的夫妇若不抛弃婴孩，家中就有三个孩子每年需要缴纳六十九钱的口赋。再加上其他税收，普通家庭负担会很重，若是遇到天灾人祸，直接能被逼的家破人亡。

更何况，沛国乃沛王封国，居住在这里的百姓除了要给朝廷缴纳口赋与算赋以外，还要给沛王再缴纳一份。如此一来，三个孩子每年的六十九钱口赋直接就要翻倍。至于对成年人所征之算赋，乃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夫妻两人二百四十钱，交双倍算赋也就是四百八十钱。

以上所列都只是朝廷所颁布的正税，正常情况下百姓基本都还能承受，此外各地官吏巧立名目所要求的苛捐与杂税，却让许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何为杂税？就是那些在国家正税以外的乱七八糟税收。

就比如周厉王的饮水税，平民百姓喝水要交税，不交税就不允许喝水。

就比如清朝某些地方官制定的穿鞋税、脱鞋税，百姓进城穿鞋要交穿鞋税，百姓为了不交税光着脚进城又要交脱鞋税。

还比如汉朝初期为了增加人口所制定的剩女税，规定十五至三十岁未嫁者需缴纳五倍算赋。算赋一百二十钱，五倍算赋直接能把人罚到倾家荡产。

又比如民国某军阀规定百姓拉屎要收税，晒太阳也要收税；甚至到了后世，还有某院士提议征收呼吸税，也就是所谓的生态税，说人们呼出二氧化碳破坏生态，所以要为此负责。

除了这些杂税以外，层出不穷的捐也让百姓苦不堪言。不过相比起杂税，捐的目标大多是有钱的地主豪绅与世家大族。

捐起源于秦始皇，当时蝗灾肆虐，朝廷缺粮，秦始皇颁布诏令“缴粟千石拜爵一级”。

这个时候的捐，其实算得上是利益交换，你向朝廷捐粮，朝廷给你官爵，后来汉武帝时期大致也延续了这种作风，包括当今天子刘宏卖官的举动，也算是捐的一种。

相比起朝廷捐官的举动，民间的捐就复杂了许多，比如官府要修路却没有钱粮，或许就会找到当地有钱的豪绅，逼着他们捐钱修桥，然后在桥头立碑写上修桥者的名字。如此官府得利，豪绅得名，也算是捐的一种。

甚至到了后世，如果某某地发生灾祸，网民们就会盯着那些有钱的大明星和大企业，以名声作为裹挟逼着他们捐钱，这事实上也是捐，不过却是民间自发的逼捐之举。

现在王吉提起了水利捐，显然由于所需钱粮太多，只依靠地主豪绅捐钱根本不可能完成，所以想要让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