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种，是借助自己的区位优势，全心依托上海、杭州、苏州等一线城市的商品分发业务和巨大的本地消费市场，承接一些中间加工和分装环节……虽然做的还是力气活，客单价也便宜，但胜在量大，因此倒也很是赚了些钱。

第三种，是利用领头人对市场的敏锐触觉，开始拓展一些新领域的业务……比如后来的某东，被无数养花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宿迁大学”，比如那几家快递企业，全都是这一类型。

第四种，则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第三产业上，然后把资源整合优势发挥到极致，在旅游、房地产、信托、供应链金融这些领域玩的花活齐飞，利润不够的话，甚至连看上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总之，这种来自基层的摸索方式，很快就被国内的那些专家高度重视起来，甚至在改革开放进入到第42个年头的时候，强村公司模式被正式写入江浙地区的官方文件中，由此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所谓独行难，众行远。

鉴于村级公司后期运营难度大，江浙地区的主管单位在发现强村公司的积极意义后，立即出文鼓励强村公司采取村村联建，或者入股县乡级联合发展平台；以便整合优势资源，拓宽业务范围。

而事实上，这一做法很快地就收到了效果。

以故事里余杭某个叫做永安村的村子举例，这个村子地处杭州西郊，2017年集体经济收入只有28.5万元（是集体经济板块的收入，而不是指这个村子一年只有这么点收入），成立强村公司后，通过依托杭州强大的旅游客流量，搞短线游+农文旅融合，集体经济一飞冲天，仅仅三年时间，就实现营收超500万元；

吃到了甜头后，永安村又从“一村谋富”，拓展到“报团共富”，与周边村组建了新的强村公司，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成立了90余家不同细分类目的强村公司，并实现营收约1.52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村可以通过这些强村公司创收660万元，最低的村子也有100万以上的新增营收。

可以说，有了主管单位的帮扶和支持后，这种灵活性和弹性巨大的强村公司模式，在极短时间里就爆发出巨大的潜力，让无数在之前被视作毫无价值的沉睡资产得以苏醒，进而在充满想象力的各种创意中变成了金疙瘩……这无疑是证明了集体经济框架那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和活力，很是给国内一些历史否定者和“惟西方经济论”的舶来专家们脸上扇了一耳光。

只不过，虽然强村公司模式在底层逻辑上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但商业毕竟是个残酷的修罗场，要想大范围推广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就必然需要考虑到大量铺开后，这些强村公司即将面临的同质化竞争，如何避免再现历史上的大锅饭惰性，如何激发带头人的内生动力，如何加强风险管控等一系列问题。

好在东大素来是个包容性极强，创造性也极强的国度，因此在肯定了强村模式的积极意义，将其作为振兴集体经济的第一板斧后，很快就探索出了第二板斧……片区组团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在经历了两年的高速发展，江浙地区的各类强村公司数量达到2278家，入股行政村超过1.1万个，总利润也超过21亿元之后，通过大量的数据样本对比和分析，大家发现，单一的乡村景点无法满足多元消费需求，单一的实业产业环节，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扩散效应；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和经济效益，自然也极其有限。

于是乎，在经历过几轮论证后，江浙地区的主管单位开始与市场有机互动，打破地域界限和区域壁垒，进行跨村联动，让散落的景点以“大景区”的形式连片呈现；让分散至各村的一些关联产业环节，开始彼此承接联动，并尝试着通过新增强村公司和股权重组，实现某段产业环节的完整和小范围经济内循环。

这就是所谓的“片区组团模式”，通过人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空间和地域上的桎梏，以一种“近则连片，远则蛙跳”的形式，将彼此需要的细分领域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这种片区组团模式，让许多单体资源并不具备优势、产业形态也并不多的村子受益匪浅，然后一种等价交换的模式搭上了快速奔驰的火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一个叫做“余村”的地方了，联动17个村庄共建的“余村大景区”以及对应的新服务新业态，甚至在那个虚构的时间线里，被当成了乡村振兴的经典案例。（为了避免说水字数，这一块的内容就不展开了，自信查询就成。顺便多说一句，这种模式主要常见在旅游项目中，我们出去旅游时，尤其是在滇南、巴蜀、江西等地区掏钱消费的那些碎片式的旅游线路，就是类似的思路。）

总之，片区组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和宗族文化的内在联系，规避和克服了空间限制，是一种非常具有东大特色的资源协同模式，并且通过运营前置，避免了投入重复浪费，项目一旦建完或者业务重组完，立马就能投入运行，村集体则以资产和产业入股，农民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可谓是一举多得。

当然，在那个架空故事里，随着越来越多的片区组团项目出现，各家强村公司意识到，单打独斗毕竟是能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