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就是反过来，他……自己就是抄袭的那一方，着急的把作品拿出来。

这一套也是行业内玩腻的。

传说几百年前，油画家们在巴黎沙龙里互相卷的时候，就有人会偷偷看了别人的画，然后连夜画出来，抢先展示给评论家和学会的学者。

卡拉瓦乔和巴格利奥，倒底有没有抄袭创意，是谁抄袭的谁，已经吵了几个世纪了。

江湖传言中，毕加索也喜欢干瞄到别人的作品，然后把精髓学过来，自己画出来开展览的事情。

他当年在法国画坛甚至会被人称为“临摹专业户”。

或者，更简单的例子。

艺术抄袭这种事情，有点像是学界抢着发表论文。

第一个拿出来的人名利双收，应有尽有，被人追捧，第二个发出来的人，则往往一文不值。

而这种事情又很难去查，甚至没法查。

很多学者都笃定的认为，诺奖得主沃森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是抄袭了隔壁英国学者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贡献，甚至有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教授直接把它定形为了“科学史上对创造力的最丑恶的剽窃，一个肮脏的好戏”。

但有再多人站出来，提供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

很可能人们也再也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了。

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这类最严肃、最严谨的科学类学科，都笼罩在了抄袭的阴云之下。

换到了艺术领域，“创意”这么缥缈无形的东西。

是谁抄了谁，永远都会是一笔糊涂账。

标准就是，谁拿出来早就算是谁的。

基于崔小明的绘画方向。

他的那张画独特的画法，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大多数的人，包括评委可能都会认为是第一种，是崔小明对于自己独特的东西合璧绘画思路的自信。

老杨却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不对劲。

崔小明……他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顾为经的那张《仰光下的好运孤儿院》。

没有什么证据能支持老杨的想法。

这两张画的主人，一东一西，差了足足十万八千里，作品的内容也差了足足十万八千里。

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也不能说是崔小明抄袭了。

可老杨还真就是这样想的。

武断，先入为主，或者说……直觉。

恰恰好。

老杨他的直觉一向很准很准。

嘭！

土狗嗅到猫腻抽动了鼻子，油腻的中年牛仔拔出手枪，一枪正中问题的靶心。

正常来说。

顾为经就算拿着作品摆在街上满世界嚷嚷，在缅甸这种混乱的不太受重视的“艺术荒漠”。

且不论这种“艺术荒漠”是不是欧洲中心的歧视，反正客观上也很难把作品吹到崔小明这位柏林画二代的眼前。

唯一一种可能性，就是有心人的推动。

一张只在极小范围内流传的作品，又怎么会巧合的出现在崔小明这位“恰到好处”的竞争对手的眼前呢？

如果这件事真的像他想的那般……

“那可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老杨重新挂上档，踩下了油门，跑车迎着阳光，向着街道的尽头奔驰而去。

“曹老，曹老，出事情啦！”

——

汉堡，仿苏州园林“茶轩居”。

一曲结束。

自动换片的唱片机将唱针移到第二张，那是一套上世纪四十年代黑人男低音歌手保罗·罗伯逊的专辑。

这一套唱片只有六张，还是那种早期的单面唱片。

每张唱片仅仅只能刻录一首歌曲。

先是音乐剧《演艺船》的经典主题曲《老人河》，然后再是《自由之歌》和《st. louis blues》……到了最后一张，竟然是无比熟悉的曲调，从唱片机里的喇叭中播放了出来。

“arise， you who refuse to be bond slaves!”

“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

黑人男低音低沉淳朴的嗓音，从喇叭里传了出来，听曲调，那竟然是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曹轩还能记得这首专辑的背景。

四十年代。

虽着日本人突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加入二战，米高梅电影公司为了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fascist同盟致敬，拍摄了一系列歌颂苏联、英国和中国战场上，和凶残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英雄们的电影。

其中中国版本的抗日电影，就是著名的《龙种》。

由奥斯卡获得者沃尔特·休斯顿饰演农民潭林，由西方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好莱坞女王凯瑟琳·赫本饰演女主角小玉。

当剧情进入到最高潮的阶段，小玉端掉了日本鬼子的司令部的时候，便是这首激昂的变奏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

它的英文名字就叫做《arise（起来）》。

人老了的时候。

就更容易去回忆过去。

战争真是个奇怪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