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与芮现场对三位步兵大将爱理不理的，只简单说了几句话就没算，莫泽等人看在眼里，感觉魏王心思，真的只在水军和做生意上。

魏王可不是嘴上说说，他召集官员说了这番话后，第二天就离开庆元府，直接又跑回定海县。

庆元府有通判，还有长史和司马，府内大小事宜，军政民事，他们三人共议，魏王坐享其成，皆大欢喜。

赵与芮才没功夫和这些人争权夺利，他们想要地方治理权力，赵与芮就给他们。

庆元府主官都是史弥远的人，赵与芮当然远离。

离开了京师后，他似龙入大海，自由自在，很多想法念头都要逐步实施，哪有功夫管理一府之地。

赚钱，练兵，造火器，造船，各种念头在他脑海里整天盘旋，他都不知道先干什么好。

定海县这会还算有点小钱，得益于当地的商业发达，加上盐糖茶课，还有造船业等，都在南宋各县中排在前列，加上人口众多，非常适合用来当创业基地。

赵与芮回到定海县的第一步就是准备换人，即把整个县里各衙门全部换上自己人。

两宋县一级的主要的官员除了知县，还有主簿、县尉，曾经两万户以上设县丞，后到南宋就取消了。

另外又根据人口数，会有增减。

不满一千户的县，县令会兼主簿或县尉，有的小县甚至只有一个县令，没有县尉和主簿，人口较多的，县尉会设两個。

这几个官员，在南宋又叫亲民官。

而赵与芮的表弟全勇，现在叫监当官，通常按宋制监当官当满两轮(三年一轮)，如果表现出色（当然有关系的话，可能一轮都不要）可以晋升为亲民官，通判当两轮，也能升知府。

但赵与芮给全勇弄了武官的品阶，明显以后想让他往军队方面走。

定海县人口较多，所以有一个主簿，两个县尉，全县就四个亲民官，然后又按县人口，从一万户到一千户，分设曹司（10-30人）、手力（30-70人）、弓手（10-50人）。

一万户以上的大县，最多可以设吏人150人，后来随着两万户的县越来越多，吏人编制也越来越多，到现在为止，两万户以上的县，吏人大概为两百多，即便是京师的县，也没有超过三百人的。

定海县的吏人总数则为两百二十二人。

这不说比后世了，就是比起明朝来，南宋一个县吃公饭的人还是相当少。

其中曹司就是指押录（典史）、手分、贴司，可以理解为各县的局长和公务员们，主要干的轻松的脑力活，文书之类，南宋时又添加了刑案推吏，专门办案。

手力包括：解子与脚力（负责将州府文书公移传达于县的役，脚力、解子等还承担抬轿、巡更等役使）、斗子、库子掏子、秤子等（这几个役人以掌管度量衡、官库钱物的质量检查、保管出纳及出入籍帐）、医人、杂职、拦头（拦路收税）、所由（相当于捕快），另有追催拖欠租税、为县官“供身驱使“，提供迎送搬运等各种差使，专副，指在酒务、官库、驿馆等处设置的以征收专卖收入为主要职责的公人役目。

这些可以理解为后世的合同工，临时工，基本干的都是体力活。

弓手就是带兵器的人，原意用来镇压百姓造反，后来又兼牢子（狱子），负责看管牢房，捉拿贼犯和走私、看守城门等，像明朝的巡检弓兵。

南宋地方主官都要异地任职，且是三年一任期，官少而吏役多，而这些吏役基本都是当地人，或豪强士绅的族人，或致仕官宦的亲属，或商贾富人推荐，更有甚者，还有地方青皮流氓参与。

也有很多吏役，都是一代接一代传承接班，父亲干到退休，儿子顶替接着干，儿子退休，孙子接着干。

如果在和平时期还好，但如果在乱世，容易滋生一个不好的现象，即所谓的‘吏强而官弱’。

到南宋中后期时，朝廷也多次出现了诸多“吏强官弱“的议论，公吏被称为当时地方上最大的祸患之一。

当时有很多县级胥吏“自号立地知县“被百姓称为“立地官人“，有人甚至称当时以“官不可任而任吏“。

可以说，此时南宋士大夫普遍认为，地方形成了吏人专权、乃至专横的局面，但却没有人提出有效的应付之术。

其中原因，一方面有主要官员只干三年，反正有权也好没权也好，干满三年就走，没必要和地方吏役们争权斗狠；其二，吏役都是当地头蛇，很多事情确实需要吏役们配合才能干好，当时整个南宋地方艰难，吏役们为保证赋税的及时足额上缴，保持政令民情的上行下达，协助县官办理狱讼以缓和社会矛盾等各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官员们也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三吏役们弄到的好处，还会分给官员，何乐而不为。

正因为朝廷和官员们不作为，或者也不想作为，南宋中后期地方吏役横行地方，营私舞弊，违法害民，严重拖累南宋的经济和影响百姓安乐。

赵与芮此次收回房子，基本都是县中役吏和县官勾结干的，全部都是低价租出，私下收好处，肥了个人亏了朝廷。

赵与芮把房子收回来大半，得罪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