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是很现实的，不会给予你时间培养和引导，市场也很短平快，现在一部影片第一天的表现没有吸引到人，就不可能给你很多时间。”

“全国影院数量多，竞争激烈，怎么样把每年的房租交上并获得盈利是影院经理考虑的第一要素。”

“在基本的生存压力之下，要影院去培养观众，谁给影院负担成本？”

“作为要在市场上流通的影片，商业元素是不能不考虑的。”

“首先也得是它有票房，刚开始能照顾，但能照顾多久呢？现在是市场经济。”

“影院经理的预判没有脱离市场，《红色记忆》再怎么优质，终究也是小众电影，最多只能呼唤影院经理对严肃电影扶持的良心。”

“现在的局面，是市场的选择，也是你们自己投放时机的选择。”

诚如王子安所说，除此之外，大宇现在不重视严肃电影。

严肃电影在大宇要有市场，首先国家要给入围或者在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的严肃电影政策支持，譬如给予放映这些电影的影院减免税收或专资，给予获奖影片制片方奖金等。

然而，电影管理部门对严肃电影或者电影获奖电影并没有资金鼓励，没有将其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内文化政策似乎并不鼓励艺术电影或者严肃电影创作。

主管部门还有点指责艺术片导演为何不考虑观众趣味，把文艺导演都弄糊涂了。

全世界都是政府支持艺术片，大宇这儿是票房要过亿才能给予奖励。

像欧美进入国际影展就有物质奖励，大宇恰恰相反。

姚明月在微博发声请观众挺我之后，成了这出事件的“主演”，有人抨击她的市场小算盘，有人唾弃她转型就要有艺术家的姿态，竟然会去要票房。

艺术电影行业就不是一个挣钱的业态，这一点数数全国有几个纯正的艺术影院就能心知肚明。

如今的局面，就是《红色记忆》的应得，搞艺术的就不要去想票房这样的言论，在网上极多。

这样的言论姚明月听了，有些哭笑不得，不是我们向大盘里去竞争去圈钱，而是给严肃电影或者说剧情片基本的空间，《红色记忆》是个市场电影啊。

也有人说，你根本不应该到市场上来，你就去电影节搞艺术呗，你干嘛来？

姚明月不服气，谁规定一个剧情片就不能到市场上来，我也没标榜我是一个实验艺术，自己在办公室里在家里看的东西，我也在国外卖，我怎么就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卖片了？

《红色记忆》投资成本2000万，宣发费用1100万，海外市场虽然有售卖版权，但那是个长线的回收方式，以目前的国内市场成绩来看，影片距离收回成本相当遥远。

姚明月也困惑，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以及投入的成本，现在的局面让她觉得跟十年前没什么不同。

“没有证据证明我不行，就判了我死刑，还不让申诉，说一下挺我，还成了撒娇？我要的是尊严，是底线，不是大富大贵，我要的不是票房，只是成本。”群里，姚明月很不高兴。

“别去网上呐喊了哈，会招来更多骂名，看看吧，有人说，瞧瞧同档期的一些文艺片导演，票房也惨淡，他们也没有出来发声要票房，就你。”王子安安慰道。

黄廷飞也出现了：“头疼，为什么大家要对严肃电影没有生存空间的现象默认与理所当然，为什么就不能去呐喊？全世界严肃电影成功的案例很多，能获得北美三千万美元票房。”

“很多人觉得，市场经济和观众选择都没有错，我恰恰觉得大错特错。一来，我们的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调控，有太多人为的不透明的因素。政策引导排片，拥有自身院线的电影投资公司在自家投资影片上的排片偏向，购买票房等等，暗流涌动的行业默认规则，并没有给艺术片真正的生存空间。”

确实，市场过于在乎商品属性，而丢掉了电影的文化属性。

年轻一代的观众群体并不成熟，也没有高度的影视鉴赏能力，在这个阶段，观众需要被引导。

而一个人的声音太微弱，大宇严肃电影的困局也不是一天两天，但电影人往往立场模糊，只在自己身处困局的时候，才知道呐喊。

电影人要真正形成团结，否则，具备文化属性的电影会越来越少。

“换个档期，《红色记忆》的票房会不会好？”谭勇也提出了一些网友的看法：“三月份淡季，那部叫什么名字的文艺影片了？拿下近7000万的票房呢。”

他还想说，文艺片要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没有必要非要硬碰硬五一黄金档，要在非黄金档期打特色牌。

但他最终没说出来。

姚明月发语音：“在这之前，影片去到威尼斯参赛展映，去浪漫之都……太多繁琐的电影节工作，无法做到趁热打铁赶国内的贺岁档，即便赶了，也是个死亡档。无数国产大片竞争激烈，直到2月中旬结束。进入3月，《红色记忆》也不敢裸上，要做一些前期宣传，4月中又有大片，再往后又是暑期档，往哪儿跑，好像都不合时宜。总是在躲，但总会撞上谁。选在五一档，是觉得自己跟别的电影类型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