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此，才会启用四号地点。

他回到家，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白话小说，翻了一阵子，这才出门。

半个小时后，刘世杰来到了四号接头地点，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四号接头地点竟然是个寿衣铺，而跟他接头的人，除了吴锋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而此人也是他的老战友，如今一直战斗在上海的庄国甫。

吴锋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次接头的原因：庄国甫来临城是为了寻找一个人的，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一直都没有那人的踪迹，甚至是生是死都不知晓。

这次庄国甫来找吴锋剑，其实是准备告别的，人一直没有消息，他不能一直就在临城这么耗下去，上海还有很多的工作等待他去做。

刘世杰看着吴锋剑和庄国甫，有些走神儿，周围那些花圈、寿衣之类的物件太过显眼了，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可是当它们被当成商品摆在柜台上待售时，他感觉到还是有些不自然。

吴锋剑看到刘世杰的目光的游移不定，就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刘世杰这才回过神儿来，他讪讪一笑，表达自己的歉意。

“是不是对这个环境不适应？”

刘世杰说：“也不是不适应，但总觉得怪怪的。”

吴锋剑说：“你参加革命也有十几年了吧？”

“十一年零七个月。”

吴锋剑瞬间变得严肃起来：“那你刚才的话，可不像出自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之口！”

刘世杰的脸色也是略微一僵：“这么大的帽子我可戴不了。”

吴锋剑“扑哧”一下笑了，说：“给你开个玩笑。知道你第一次来到这里，有点紧张。”

刘世杰说：“是啊。寿衣店，总是让人感到浑身发冷。老吴，怎么搞了这么一个点？在寿衣店里接头、谈工作甚至搞革命，是不是有点那个？”

吴锋剑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特务们查的很严，而这种地方他们也怕染上晦气，所以一般不会轻易进来。再说了，你看周边，有警察局，还有医院、有戏园子，交通四通八达，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也便于立即撤离。好了，我们说正事吧。”

吴锋剑向刘世杰传达了上级的最新指示：

第一，组长已经了解到在临城的军警宪内部当中，潜伏着一名级别很高的日本间谍，此人对临城军事、政治方面的危害极大，临城站已经知悉了此人的存在，但一直没有找到实质性的线索所以，组织上要求临城方面能够积极“配合”临城站，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之所以让庄国甫也过来，是因为庄国甫在上海的时候曾经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到一些此人，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第二，老乔牺牲之后，寻找“秦俑”的任务还得继续有人执行，这个担子同样也会压到刘世杰的肩膀上。

刘世杰感到这两个任务执行起来，都很棘手。

首先，针对配合临城站寻找日本高级特工线索的问题，刘世杰提出了一个疑问：“军警宪部门人员身份都极为敏感，很难接近他们，一旦不慎，很容易被反咬一口，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再说了，临城站的人当前虽然针对的是日本间谍，可他们到底是特务，是我的敌人！”

吴锋剑反问：“日寇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满足的。他们今年上半年在华北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挑衅行为：一是大量增派军队，二是大规模进行走私。这些行为既是日本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完全屈服于日本的意志，加速‘华北特殊化’的进程；也是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的步骤。”

日本在华北驻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签订的《辛丑条约》。

该条约第三条允许各国在BJ至山海关沿线12个地点驻军，并可在铁路两侧2英里范围内活动。

条约规定，日本在华北驻军不得超过2000人。

但是，日本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在1936年5月至6月期间，连续向华北派遣了8批军队，使得其驻屯军（也称天津驻屯军）人数急剧增加。

根据日方公布的数据，增兵后驻军人数为6000人，加上原有驻军人数，总计约为8400人。

但是，实际人数远远不止，根据情报部门的估计，日增兵华北后驻军人数不下1.4万人。

《大公报》则称，天津日军已达到2万余人。

至于走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北沦陷后。

最初只是零星走私，并没有形成规模。

自从1933年《塘沽协定》确立了冀东“非武装区”后，以冀东为中心的华北走私活动开始规模化。

日方还声称我方海关缉私船不得在非武装区域30里界限以内从事缉私活动，否则将被视为海盗行为，并以对海盗方法对付之。

走私洋行也大量涌现，在滦东地区专营走私的洋行就有七、八十家之多，贩卖毒品的洋行更多达一、二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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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年初，日寇又加大了走私力度。

2月，伪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方指使下，决定对走私货物只收取相当于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