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志二十八年腊月十五，刘调羹安永淳带着近百名亲卫，出了武昌，渡过长江，经汉川，云梦，安陆，随州，抵达襄阳。然后辞别襄阳知府，继续北上进入了河南地界。

原本按照正常的路线，从武昌北上京师，最稳妥，最舒适的道路自然是沿长江顺流而下，经过九江，安庆，南京抵达扬州。

再由扬州转乘漕船，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可直抵京师通州一带。全程几乎都在船上度过，不仅更加快捷，舒适而且安全。

不过刘调羹却主动拒绝了这条道路，具体原因刘调羹没有明说，但以安永淳自己的观察，再联想到刘调羹的北人出身，故而安永淳大胆猜测，他极有可能患有苦船（晕船）之症。

长途舟船劳顿，对于旁人来说，或许是更佳选择，但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故而比起更加安全舒适的舟船，他更愿意策马奔驰的感觉。

安永淳对此自无不可。事实上，如果乘船沿运河北上的话，必须经过山东。他可还记得，当初自己的大批粮食可是卖给了山东的白莲教。

拿到了这么多粮食的白莲教，准备做什么，简直都已经算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故而，尽管走河南北直隶一线也并不十分安全，但比起引而不发的山东来说，还是河南这种看得见的威胁更加容易对付。

一行人出了襄阳，进入河南地界。

一入河南，四周的景象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天地之间，好似变成了灰色，一片破败的景象。官道两侧的绿色开始减少了，原本的农田内，满是枯黄的野草，好似很久都没有耕种。

路过的村庄乡镇，同样是房倒屋塌，荒草丛生，看不到几个活人。偶尔还能看到狐兔鸡犬在村庄内出没。

再往前走，官道上，流民渐渐多了起来。男女老幼，相互扶持，携带着破破烂烂的家当，艰难地行走在年久失修的官道上。

安永淳曾拦下一个老农，向其询问为何好好的田地不种，反倒是背井离乡，逃难他乡？

谁知说起这个，老农竟忽地哭了起来。听他言，若是这世道好，谁愿意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异地他乡受人白眼，遭人冷遇？还不是在家乡活不下去了么。

官道两旁别看有这么多农田，但这些农田可不是什么无主之地，这些田其中上等田，有些是南阳城中唐王的封田，有些则是洛阳，开封等藩王的供田。

至于其他一些边角，有些是这些王府内大大小小的管事之田，是各个州县乡绅举人老爷之田，但不管是谁的田，就是没有一寸是百姓的田。

百姓们迫于生计，只能卖身为奴，去这些藩王老爷家去作佃户。每年丰收之后，上缴七八成租税之后，剩下的在配上在野外挖的野菜，勉强为生。

但即便这样，朝廷每年催缴赋税，一年重过一年，近些年又增加了辽饷，剿饷等等，如山一般向百姓压了下来。

这些赋税自然不可能去找那些脑满肠肥的藩王去收，也不可能去找作威作福，‘为民请命’的乡绅去收，自然全都摊派到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佃户头上。

再加上近些年来，天灾连连，旱灾，蝗灾，瘟疫，一波接着一波，土地里生长的那点庄稼，连给王爷，乡绅的租子都不够，更别说朝廷的赋税？

于是好多人都逃难走了。但他们走了不要紧，原本该他们缴纳的田税，可一分不能少，他们既然走了，那就找他们同甲之人摊派，同甲之人全逃了，那就找同里之人。

反正，朝廷的差役只管收银，其他一概不理。这就导致，逃难之人反而能活下来，留在家乡的反而死路一条。

于是，加入逃难队伍之人越来越多，留在家乡的人越来越少。如此形成了一个循环，短短几年之内，几乎将所有的百姓全都变成了流民。

安永淳听到老农这个说法，沉默了下来。其实在宁乡的时候，他也曾收拢过难民，从他们口中也多少了解过河南一代的具体情况。

不过那个时候，他一直以为，这只不过是流民的夸大之言，最多也是个别现象，但如今看来，其描述不仅非但不过，反而多有保守。若整个河南都是如此，那河南危矣，朝廷危矣。

安永淳策马来到一处高坡之上，眺望一眼望不到头的流民队伍，不禁心头一沉。以往他以为朝廷至少还能坚持十数年，如今看来，或许十年都坚持不到。

刘调羹也驱马来到安永淳的身旁，问道：“安将军，再看什么？”

安永淳指着满地的流民，道：“在看满地的干柴。”‘

刘调羹默然，良久满腹的言语化作一声长叹，“走吧，赶路要紧。”

等过了许昌，官道上的流民开始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隐没于草丛之间，若有若无的骸骨，以及成群结队的野狗饿狼。

到了晚间，一行人抵达新郑。

落日的余晖，将天地染成了金黄一片，远方新郑斑驳的城墙外，大批流民在城墙下聚集。他们拿着残破的陶碗，带着对生的希望，围绕着中间的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带着笑容，右手拿着勺子，将菜粥盛到流民的陶碗中。夕阳照在年轻人洁白的衣衫之上，泛起淡淡的金光，好似传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