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在近代是有很大变革的,以《大国崛起》为例，在史学变革之前，这样的作品是不敢想象的（就算没有视频,只是文稿形式也不可能）。因为近代以前的治史理念和之后的治史理念很不同，这就像是《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例一样，对于当时生活的的人来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然后后世因循之。

生活在后来的人感受不到这种变化的意义,但不代表这种意义就不存在。

许盈在经过一番考量之后就决定用《大国崛起》的方式论述战国七雄的崛起！其中最重要的理念就是‘相互关联’,以及引入‘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种因素——一国兴起不只在于这一国,与当时所处的种种内外部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至于推导崛起过成,则需要追根溯源，从方方面面来分析。

这对于此时的‘知识分子’而言,恐怕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不过士人中的精英分子接受能力一般都比较强,许盈并不担心裴庆会觉得这样写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如果裴庆对此接受良好，许盈可能还会主动推动这些文章传扬出去,这有利于‘扬名’。

想要为名师,必然要有大名...而扬名这种事,很多人都是从小做起的！

比方说,汉时的一个个地方孝廉,除了极少数表里如一的，很多其实都是天生演员,孝行、德行那是从小就开始积累,时间久了名气也就有了。此时也差不多，很多世族子弟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家族中的长辈就有意无意帮助出名了。

这可是‘出名要趁早’的现实版演绎！

许盈写几篇文章出来，只要文章质量过得去,自然会有相善人家的长辈出来品评，因为他的年纪的原因也很难会有什么差评。稍加包装一番，他就能迅速立起‘神童’的招牌。

倒也不用担心这样太超常，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神童。这个时候七岁写得上佳诗文，**岁能提出利国利民主张的孩子自然也是有的。许盈和这些神童站在一起，虽然这样的孩子不多，但也绝不到‘仅此一份’的程度。

许盈选择齐国作为第一篇，最近并不像裴庆想象的那

样，都在详细研究齐国历史...这个时候离战国时代虽然近一些，很多史实却不一定会比现代更可考！受限于信息传播与收集的困难，一个现代人想要了解齐国建国到灭国的方方面面是佷容易的。如果不嫌艰涩的话，各种非常深刻的大部头也是唾手可得。但换在古代，那就是另一种难度了！

许盈手上能研究齐国的书籍不多，除了《春秋》、《太史公》等史书之外，还有一些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成果，多多少少也会提到齐国相关。毕竟当初稷下学宫就在齐国，在那里讲学的学者、学习的弟子，这方面有所记载也很正常。

听起来很多，但相比起后世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就不够看了。

那么多现代历史学者专注于研究这些，又有庞大的资料库做支撑，很多这个时候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细节都能考据出来！再加上考古研究的成果，现代史学的科学方法论，这些都极大促进了历史研究成果的出现。

许盈更多是在梳理上辈子所学...上辈子所学的东西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回忆起来，所以他也只能尽力为之。

至于实在记不起来的，他才无奈地选择通过手边现有的‘史料’进行弥补，也有通过这些看能不能多回忆起一些的想法。

说真的，这样一来，文章还没写几个字，他治‘齐史’水平先飞快提高了起来。

至于文章，他大概就是开了个头的样子...虽然才刚开头，但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比如他先引入了‘黄帝纪年’。这个时候史家常常提年号，没有年号的时代也往往称‘某某几年’，这个‘某某’往往指的是天子、国君，就是以这些人在位年份来算的。

这个法子有的时候其实很麻烦，因为如果不是对历史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只听年号的话有些东西都会被模糊。读史的人把握不准精确的年份，貌似只要查一查各位皇帝的年号就好，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这就像是小学学算数时不许用计算器，有些人觉得不能理解，人的先进性不就在于会使用工具吗？但有的人却是明白的，计算这件事，如果自己不算，很多时候对数字是没有感觉的。完全没有经过计算训练的人，也就丧失了对

数字的敏感。

许盈当然不可能引入公元纪年，考虑一番之后他干脆请出了黄帝纪年...黄帝纪年最重要的就是推算出黄帝即位的年份，以此为起点捋顺之后的年份。这个工作倒是不难，因为《汉书·律历制》上就有记载。

这也是干支纪年法能够存在的基础，毕竟如果没有确定哪一年为第一个甲子年，之后要怎么循环呢？

另外，《齐国论》的实际内容，才开了点儿头——许盈从很久以前齐国还没建立开始说起。

自然环境对人文历史的塑造在现代并不是一个多新鲜的观念，比如说史学家们就提出现代文明可能出现在亚洲，也可能出现在欧洲，但不可能出现在美洲！这是因为美洲是南北纵列的大洲，意味着一种作物很难像亚欧大陆一样完成适应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