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的政策？都不是。”

“第一是‘沙城食品’内部全体员工，有没有当地的人；第二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农村习俗；第三才是交通是否便利；其余什么社会治安、经济水平，我都是不考虑的，没有太大意义。”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当地的人，才能垂直了解具体情况具体问题，然后具体解决，并且中国的社会最小单元是‘家庭’，乡土社会就是‘熟人社会’，只有‘熟人’才能最快速最高效地建立初步信任，哪怕这个信任基础非常脆弱。”

“了解到了风土人情，才能精准地找到可以合作的目标人群，然后建立合作关系，最后再形成基层的头部效应。”

“剩下的交通问题，在求变求存求生的愿景面前，都不是问题，是基层个人普遍都能勇于克服的问题。”

“我举‘沙城食品’的早期经验，就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为什么说农村市场是统一又分散的，并且是复杂的。因为如果基层照猫画虎搞一刀切，你这样城市化，我也这么来，那么离开农村的劳动力，谁来给他们就业呢？松江是第一工业城市，它能提供相当丰富的城市就业，难道所有城市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吗？”

“所以，我们既要农业工业化，创造价值，增加收益，也要避免‘一刀切’，要因地制宜，问题如果能在乡村这一级解决，就轻易不要上升到县市，这会制造非常不必要的麻烦，解决起来后患无穷。”

说到这里，张浩南拿起可乐喝了一口，清了清嗓子，继续道，“第三，我们既要让农民走出去，开眼看世界，更要让基层干部或者说带头人走出去，要率先开眼看世界，不要把目光局限于国内的市场，要将全球整体来看。不能说你要给农村通宽带，结果干部自己连电脑重启都不会吧？”

“我这么说，不是开玩笑，我想大家有空可以去各地农村基层走一走，看一看，不要怕山高路远不好走，去实际了解了解农村各种政策的落实、宣传问题。”

“说句不好听的……四个字。”

张浩南竖起四根手指，“触目惊心。”

“我举一个例子，两江省楚州市安东县，我有一个学哥叫王熙，是真真正正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差点死在农村。中央的文件，比如说严禁各种摊派，严禁各种乱收费，怎么在安东县个别乡村解决的呢，他亲自一个村一个村的去跑，去解读。如果我不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农村政策讲解员’，你们怕是都不知道吧。”

“在乡土社会之中，如果干部本身是无知的，农民只会更无知。最后这个小社会中的小市场，就是个无知的市场，它存在，但它没有成长性。”

“我讲这三点，就是要提醒诸位，这个世界上没有万能药，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阿美利加模式’‘倭奴模式’，没有什么模式不模式的，如果有，也只能是中国某个乡是一个模式，另外一个乡，可能是另外一个模式。”

“所以，认识了这三点，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宏观上来讲，国家真正要做的，就是两点。”

“一，做好保障工作，物质上要加大农村的基本建设，路桥水电通信，都要下乡；精神上要结合实际情况重塑价值观指向，书籍要下乡，文化要下乡，思想更要下乡。”

“二，做好干部培养工作，要让具备知识技能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也去下乡，喊口号谈理想如果不管用，那就大胆地承诺好处，不要怕谈物质，这个世界就是物质的，不能强求所有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尤其是第二点，即便出现问题，风险也可控制在了乡村两级，而不是最终导致农业县的农村青年成为失地农民之后，结果也无法在县城中获得出路，最后必然是还是演变成背井离乡，全部涌入各个大城市。这样的城市化，我说句难听的，很难避免大城市的局部区域，出现‘拉美化’的结果。”

“我就讲到这里，有什么疑问，稍后再交流。”

整个人很是轻松地向后靠了靠，拿起可乐，又美滋滋地喝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