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房把一封封各地寄来的信件交到许长海手上, 他拆开浏览过几封，都是禹地商人对《商论》的夸赞，刚开始许长海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新鲜劲儿过后, 加上公务繁忙, 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信，便让许清元代收, 如有要紧的再禀报给他。

许清元便干起老爹秘书的活计，每天下学回家完成课业之后，都会抽空看上几封信件。

起初商人们的信件都是对《商论》的夸赞和疑问, 偶尔有一两封是想跟许长海建立来往关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信件的寄送地从禹相省慢慢扩展，逐渐辐射到全国，除禹地之外，就要数京城的来信最多。

而且来信人也从商人拓展到手工艺人、文人等等。其中文人的来信比较富有深度, 他们不仅会提问题, 而且还会自己尝试解答，并希望许长海能给予答复, 否则就会“心痒难耐, 夜不能寐”。商人的问题则与实践息息相关。

本来许清元想着互相交流思想，拓展眼界，可能会引起商人圈子的震动, 但事态发展到后来却逐渐超出了她的预想。

冯老板一次次地请求加印，售出数量少说有几千本, 这还不算其他书局盗刻的数量。在这个时代能读会写的人本就是少数，但一本本《商论》被售出后仿佛泥牛入海，本书的需求量仍然大的可怕。

寄信人的身份也越来越让人咋舌, 起初只有零星几封外地小官小吏的信件，最高不过县令。到了后来，别说知府这一层级，本朝著名的几位鸿儒，外省的巡抚，京城六部的高官，世代勋爵贵族都有来信，信的语气还特客气，甚至是谦虚地向许长海请教《商论》。

这段时日，许长海和许清元两人忙的脚不沾地，一个白天办公务，一个白天忙学业，晚上回家饭都吃不上一口就得回信。这些人不是来历不凡，就是位高权重，甚至可以左右许长海的官途。

他们回的真是字斟句酌，小心翼翼，生怕惹人家不高兴，实在是劳心劳神。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许清元实在受不了了，她提议道：“父亲，这样不是个办法，不如统计一下来信的类型和典型问题，写个问答形式的稿件出来，送去刻印出版，总好过长此以往下去耽误正事吧。”

信件的问题有了应对之法，但最要命的是，最近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伙外地人，天天在通判府外面求见，人家甚至都说了，见不着许长海，见见许清元也可以。

真叫人哭笑不得，敢情许清元成凑数的了，她无奈失笑。

她本想当做不知道糊弄过去，但这股风潮不减反盛，聚集在汀州的商人甚至自发举办过多次针对《商论》的读书会。

被逼无奈，许清元只得主动出面一两次，集中解答诸人提问，但她很注意分寸，集会名义均是读书交流会，绝口不提许长海和他为官的身份。

看到这群人兴奋而热烈的眼神，许清元耐心地一一解答，遇到自己的盲区，就老实说不知道，各行各业都有其特殊情况，她不可贸然强答。或者有类似规定的，她会谨慎类推适用，并将细微的区别与众人讲清楚。

渐渐的，《商论》和她的名字在商人间流传开来。

一开始，京城郢都的官员们只是风闻有本书最近卖的很好，坊间传的天上有地下无的，而当他们亲自买回来一读，立刻意识到了《商论》的价值。

官员们惊叹于奇妙的思想，精巧的架构，但作为掌权者，他们同时深深明白这样一本书籍能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何止天翻地覆。说不准权力结构都会迎来洗牌，如果不能顺应变化，只能成为被抛下的那个。

京城顿时掀起一阵看《商论》之热潮，各个书局的老板抓准时机跑去汀州找明德书局谈合作，得到授权后立刻在京城几次加印，但仍旧很快便销售一空。

书局老板们纷纷带着赚足银钱的笑容道：“有生之年，我也能见到什么叫洛阳纸贵啊！”

而许清元这边，在读书会上露过两次面后就不再出席，她用空余时间和许长海整理出一本《商论百问》，交冯老板刻印发行。

本书总结了来信及研讨过程中读者提出的种种问题甚至质疑，写的严谨又官方，对于《商论》未尽事宜做出了详尽解答，说是工具书也不至于，倒非常像现代法律配套的司法解释。

总之，单买其中一本是研究不全、研究不透的，必须得两本一起买才能窥其全貌。

此书一出，顿时引发新一轮刻印、买书狂潮，书局直接进入供不应求的状态，不仅冯老板赚的盆满钵满，就连许长海一家都收到了一笔巨额分成。

慕名而来的更多商人、学者全部聚集在汀州，但许清元再没出席过他们的读书会。

其实当初《商论》风靡全国之际，许长海与许清元已就此商量讨论过他们应该对此持什么态度的问题。

官商勾结在官场是大忌，无论许长海还是宁晗，绝不会跟商人有什么往来，至少明面上绝对不会。许清元作为前途大好之人，只要想出仕为官，跟商人也是能少接触就少接触，现在偶尔参与纯学术性的讨论还可以，若轻重不分，将来一定会遭人指摘。

在这一点上，父女两人保持了一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