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务一事并非这些年才有的，黄河历来经常泛滥，从夏代禹王便开始想法子治河了，然黄河属实太长，中游流经蒙古、陕西、山西与河南，不仅容纳晋、陕之间数十条支流的水量，且夹带大量黄土高原的泥沙，一碗河水舀下去，便有半碗水半碗沙。

如此年复一年，下游河道泥沙便越淤越多，以至下游河道成为高出两岸平地的“地上河”，有些地方能高出地面数米，乃至十余米，全靠人工筑堤束水，一旦年久失修，遇到雨季汛季，河水泛滥，靠近下游的府州必无一幸免。

后为了治黄河开凿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虽是能蓄黄济运，然对治河的要求更高，不单是要疏导通流、防止泛滥，还要事黄河保持相当的水位，若二河相当则相安无事，若不成，轻则扪塞河口，众则淤垫河身，甚至黄河淮河都一并涌入运河，泛滥更甚。

河务不治不成，偏这事儿动用人力物力巨大，前些年国库空虚时康熙爷都不敢考虑此事，只能日日盼着天公作美，直至康熙十五年才派明珠、靳辅等人寻一劳永逸执法来治理河务。

这些年明珠、靳辅治理河道无疑是有功的，可同时也对河务“掣肘太过”，连官员任命都不再听康熙爷的意思，诸如康熙爷打算另委派于成龙督理余下“引河入海口”的工程，便遭到了明珠、靳辅等人的阻挠，甚至暗中联合九卿等人，试图同康熙爷手中夺走治理下河之权。

这争的哪里是权，争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只建一堤坝便要耗费二百七八十两，更别提出力的百姓要吃饭，经手的官员要克扣，一次拨下去便得二十万，明珠胃口甚大，这二十万砸到水里还能听听水花，然若真叫明珠等人收入囊中，竟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

便是不说这河务贪腐，把握水运也是重中之重的事。

康熙爷刚亲政时便遇到过一场大水，当是通过运河挽运七省漕粮四百万石未如期抵京，供应官兵俸饷，运道受阻险些军心不平，故而河务之事乃重中之重。

待同准噶尔部开战，届时粮草定然也走水路补给，即便没有明珠一派手伸得太长，康熙爷也定不会将这样的命脉交到旁人手中。

科道官一站出来提起河务之事，明珠的脸色这才为之一变。

除了明珠和靳辅以外，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余国柱、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尚书熊一潇及支持明珠、靳辅的的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等人皆在受弹劾之列。

明珠静静听罢，本来还紧张着，然一听没有自己同靳辅，便觉康熙爷仍是不敢动他的，顿时大为放心，甚至站出来只管叫人细细去查，半分恐惧也无。

说罢此事之后，人是暂给撤下来了，可治河仍缺不得人，这会子就得派人接手了去。

靳辅虽贪了些，可不能否认他在河务上的功劳，这也是为何康熙爷并未叫人参了靳辅的缘故，说起治河，康熙爷这便点了靳辅、于成龙等人上前，就下河是否宜开、种堤筑与不筑、周围余田可否屯种等问题展开辩论。

康熙爷在对治河已然有初步打算的情况下，仍屡次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发表。

于成龙坚持“下河必当开浚”，这也是康熙爷的意思，然明珠、靳辅同九卿明知康熙爷的意思却仍是反对，且靳辅明言召民垦田应垦“余田”而不是“民田”，即治河之后干涸的地按照原先丈量出来的归还本主，余下的作为屯田，抵补河工上所用钱粮。

康熙爷仍不同意，一来怕余田又被人悄无声息“黑”了去，二来也觉“屯田害民”，大清的土地这样多，百姓的地本就种不完，若再兼顾屯田还得再多缴税，岂不害人？

如此你来我往之间，少不得唇枪舌剑，后还是康熙爷强硬，靳辅等人这才稍有让步。

此一商谈便一两个时辰不止，康熙爷并不觉疲累，反觉得收获颇多。

他发现支持自己的于成龙并未洞悉河务，又不实地调查研究，尽用些道听途说的事例同靳辅理论，根本无法以理取胜。

另外自己信任的几位大臣，入总漕慕天颜、两江总督董讷、督理下河工部侍郎孙在丰等人则是些墙头草，伪君子。

凡暂停下河工程，支持修高堤坝，一挤将丈余田亩给百姓屯种等事，他们都参与议定并完全同意，甚至要亲自起草奏疏，亦是想从中牟利，花言巧语欲骗取皇帝信任。

康熙爷洞悉真相，心中充斥背叛之感，极为愤慨，当即便将慕天颜革职，董、孙各降五级，连审都不必再审。

今儿康熙爷动作颇大，下头的诸位大人早已冷汗津津也站得腰酸腿麻，然好在是真看明白康熙爷的心了。

这位是真真要不容明珠一党了。

后再说起靳辅，朝中还隐隐掀起一股彻底否定靳辅之风，以为凡是经他受完成的治河工程全是错的，必须废掉，总归是墙倒众人推。

康熙爷自知